排放权配额拍卖规则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模式

 

（6）如前所述，统一价格拍卖容易产生囤积行为，因此对最大交易量要有所限制。北京、广东、深圳的拍卖规则中对此均有明确规定，上海则通过限制拍卖所得配额的用途对此进行了间接限制。未来在全国市场拍卖的规则设计中，应当对此予以体现。具体的最大交易量的限制方法，可以根据市场形势、市场结构、交易主体特征等具体设计。

 

（7）在5个试点中，规定拍卖规则的相关文件效力层级较低，均不具有正式法律渊源地位。北京的《碳排放权公开市场操作管理办法（试行）》由发改委和金融工作局联合发布。《广东省2015年度碳排放配额有偿发放方案》经过广东省发改委批复，因此其中包含的拍卖规则也具有部门工作文件的地位。而湖北、上海和深圳的拍卖规则，直接由交易所在拍卖公告中规定。其效力层级更低。效力层级低能与拍卖规则具有较强技术性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这两个突出特点相协调，降低制度试错和学习成本。但在拍卖规则效力层级较低的情况下，事后发生纠纷，可能会一并引发对拍卖规则性质及效力的质疑，不利于拍卖主体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建议未来的全国市场规则设计，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以不低于部门规章的方式，发布统一的排放权配额拍卖规则，构架配额初期市场有偿分配的基本交易框架。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_交^易=网 t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