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哲：司法如何参与气候治理——比较法视角下的观察

 

以司法实现国家气候变化应对目标不仅体现在个案裁判之中，而且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的各种措施成为了一种面向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政策。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最高法确实积极通过司法政策创造新的裁判规则，从而让各级法院落实尚未形成法律文本的国家政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后，最高法在2019年即出台了《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此时，尚未有任何立法工作对这一制度加以细化。可见，最高法完全可能通过司法政策以更为深入和持久的方式推进气候领域的环境变迁。

 

2021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了“碳达峰”和“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的概念。在此大背景下，司法机关肩负起了通过审理案件为“双碳”目标保驾护航的重任。在《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19）》白皮书中，最高法首次把“依法审理气候变化应对案件”作为独立一节，并踌躇满志地提出：“依法审理在应对因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案件，包括气候变化减缓类案件和气候变化适应类案件。注重运用多种司法裁判手段，促进减缓、适应两种应对气候变化手段的落地，推动构建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治理体系。”在2021年6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0）》白皮书中，最高法进一步明确气候变化类案件可以发生在“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诉讼领域。不过，新的白皮书中删去了关于促进应对手段落地、推动建构治理体系的表达。此外，两年的白皮书在减缓类案件的分类大体一致，都包括新能源开发利用、节能服务、节能减排、臭氧层消耗物质控制等案件。

 

2021年，最高法在关于环境资源审判的意见中把“助推能源革命，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提出。其中，实现“双碳”目标与服务产业结构绿色升级这两条任务与气候变化应对尤其相关。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方面，除了妥当审理案件之外，最高法还决心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碳交易中的违法行为、助力形成可再生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效系统、加大重点区域涉能源案件审理力度、落实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助力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最终实现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目的。

 

有理由认为，最高法通过司法活动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司法政策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各级法院在审理气候变化案件中的活跃度。除此之外，正在制定中的有关司法解释一旦出台，将从工作重点、案件分类、规范基础、证据认定等各个方面进一步为法院提供明确指示。最高法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整体治理结构中的一环，发挥着把国家政策整合进审判工作的职责。最高法在此过程中经常需要在现有制度之外创造新的规则。一方面，最高法制定司法政策。另一方面，各级法院通过执行最高法的司法政策在个案中落实治理目标。《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在实践中，各级法院更通过考核指标设定等方式要求下级法院执行最高法的司法政策。所以，我国司法组织表现出高度的科层制色彩。我们有理由认为最高法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司法政策能够得到各级法院的落实，并最终以此介入气候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