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气候合作肩负政治和气候双重使命
中美气候合作肩负着政治和气候双重使命,有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中国的全球气候合作需要立足国家发展的现实与需要,实现发展与减排责任相统一。
当前美国并没有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础,民主党、共和党在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方面,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再加上距离2024美国总统大选仅有不到一年时间,所以无论是拜登总统,还是美国其他政治人物,都会谨慎表现亲中倾向。但同时,保持中美领导人会晤、开展中美高层级对话至少有助于不让中美关系向更坏方向发展。这些年,美国持续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施压,牵头形成以欧盟、日本、韩国等为主要盟友的制约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联盟,使得中国在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面临的压力陡增。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把一些涉及民生的产业不断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北美转移,全方位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美两国都需要找到一个对话交流的口子或通道,而气候变化问题正好是两国发展中的共同关切。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问题,把气候变化作为执政以来外交工作的重心。中国也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如此气候问题就成为两国沟通交流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个口子既然开了,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保持开放,不要关上,至少中国不要主动关上。只要这个口子开着,就可以沟通气候问题,从而谈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应对措施,等等,因为这些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相反,如果关了,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气候对话对于中美两国都十分重要,在中美关系不易改善甚至向更坏方向发展的大环境下,气候问题可能成为两国打破僵局开展沟通交流的主要通道。
按照《巴黎协定》,到21世纪中叶要把全球升温幅度较工业化前控制在2摄氏度的范围内,努力控制到1.5摄氏度。但如前所述,按照目前各个国家的自主贡献承诺和执
行情况,不能如期实现这个期望的温控目标。当前全球正在为此努力,中美两国也认识到,两国无论是国内应对措施还是共同合作行动,对于落实《巴黎协定》各项目标、推动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均具有重要作用。
比较分析自2013年以来中美两国的六份气候变化声明不难发现,联合声明内容逐渐详细和具体,这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不断深入、共识不断加深。特别是2021年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和2023年《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下文简称《阳光之乡声明》),合作内容逐渐形成框架,也越来越具有可落地性(宋笛,2023)。
从降低碳排放的思路来看,合作机会潜藏在排碳最多或减排最有潜力的地方,具体的减排行动可能就在这些相关领域。而能源转型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中之重,也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列出的21世纪20年代中美两国共同关切的具体减排行动合作领域恰恰反映了这点。双方在COP26前及其后,在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措施与技术(包括循环经济、储能和电网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绿色氢能)、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等8个优先领域开展对话和交流。从发展储能和增强电网可靠性两个优先合作领域来看,碳中和要求能源结构向低碳化无碳化深度调整、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下降、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上升。而风能太阳能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较大,因此要发展储能。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的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给电力系统稳定带来了新挑战,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的电网瘫痪被认为与新能源接入有关,这也进一步说明电网可靠性的重要性。《阳光之乡声明》提出,“两国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所述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并计划从现在到2030年在2020年水平上充分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煤油气发电替代,从而可预期电力行业排放在达峰后实现有意义的绝对减少。”(生态环境部,2023)。美国以前也是依赖煤炭消费的主要国家之一,后随着
页岩气爆发性增长,大量煤电被气电代替。但碳中和目标要求能源结构向无碳化深度调整,气电因此也面临着碳资产的搁置问题。再来看中国,其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电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承担保障中国能源电力安全的重要作用。因此,中美两国都不同程度面临避免电厂碳资产的搁置问题,都需要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技术,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
近几年,中美两国也通过推动对甲烷的治理来减轻温室效应,从而推动《巴黎协定》气候目标的实现。2035年是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一个新节点。2021年《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把“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合作”纳入了中美两国“21世纪20年代的具体减排行动”中。2023年11月,中国生态环境部等11部门联合公布《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甲烷排放控制目标。《阳光之乡声明》明确提出,“在各自国家甲烷行动计划基础上制定各自纳入其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的甲烷减排行动/目标,并支持两国各自甲烷减/控排取得进展”。此外,声明中还提及了“两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将是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
将所有温室气体纳入其中意味着两国在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上逐渐达成共识,也意味着将对碳减排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甲烷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数十倍,甲烷减排有助于在现有碳承诺目标下更为显著地减缓温室效应。
中美两国对能源转型、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包括全经济范围、所有温室气体等领域的共识,为COP28和之后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强调中美合作和对话重要性的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合作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新型工业化。所以,在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中,特别是在与美国合作中,不必把关键承诺都放在中美气候工作会议上,或者中美谈判中。过早承诺或早早亮出底线,反而会缺少适当让步的余地。而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往往是那一点没有事先外露的承诺,可以扭转谈判的僵局。这方面,印度有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因此,中国也需要提高全球气候合作的技巧,既推动经济的发展,又履行气候责任,使两者有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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