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进程具有自然和人为双重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经验表明,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英国在1970年就已经“碳达峰”,德国则在1979年“碳达峰”。此时,国际社会还没有开始气候变化谈判,而美国是在气候变化谈判之后的2005年实现“碳达峰”。1990年,联合国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经过2年谈判才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碳达峰”虽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与人为的主动管控因素关系不紧密,但是如果“碳达峰”自然的过程太过缓慢,则需要人为的努力来加速这一进程。因此,对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需要加大力度,将峰值压低并提前达到高点,让“碳中和”目标能够得以早些实现,这就是“碳达峰”的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实现“碳达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能源结构的变化。1970年,英国实现“碳达峰”,是因为其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蒸汽机的出现地,煤炭经过200年的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量越来越少,但是此时发现了北海油田,油田里有大量的天然气,以天然气取代了煤炭。虽然煤炭和天然气具有同样大卡的热值,例如,每公斤7000大卡的热值,每吨标煤热值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6吨,而同等热值的天然气只有1.6吨,能源结构并没有转向非化石能源,但化石能源内部进行了调整,排放量就减少40%。二是发展阶段的演进。人类社会在高速发展阶段,各种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都属于高耗能的行业,这些行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并且基本上都是化石能源,且化石能源燃烧和二氧化碳排放成正比。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到相对饱和阶段后,如日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后期,整体上经济趋近于饱和状态,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饱和状态,外延扩张增长的空间就不存在或没有必要。可见,日本是一个饱和经济体,人口不再增加,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房屋已经建好,并没有高耗能产品额外增加的需要,也没有新增高速铁路和房屋建筑等需求,不需要额外增加能源消费,达到饱和之后,碳排放量就自然而然下降。美国是一个扩张型的经济体,其9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最高海拔是落基山脉,仅有3000米,东海岸、西海岸南北每一寸土地都可以开发利用。1950年,美国有1.5亿人口,现在有3.3亿人口,并且每年人口都在增加,而欧洲、日本人口规模稳定甚至每年都在下降。美国既有国土空间,人口又在不断增长。因而,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退出《巴黎协定》。美国政府认为经济要发展,人口在增长、需求在增大、发展有空间。欧洲和美国同样是发达经济体,但是欧洲的碳达峰时间要比美国早20多年,并不需要新建更多的高速公路和铁路。
中国实现“双碳”目标,从能源结构调整看,减煤已有成效,但按56.2%的比例,按照每年一个百分点减少也需要减50年,两个百分点也需要减25年至30年,这是非常艰巨的过程。
学界和社会普遍认为,“碳达峰”是一个单一的峰值,然后不能再增加,但峰值有一个高位
平台期,在高位
平台期是波动、多峰突起、波动下降的。因而,我们理解“碳达峰”,不可以机械地理解其就只是一个点,然后不会再增加了,而是一个多峰突起、波动下降的过程。1997年,《京都议定书》给发达国家规定的减限排,是2010年排放总量相对于1990年的水平整体下降5.2%,其中欧盟降8%,美国降7%,日本降6%,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于人口在增加、空间又很大,所以增加10%。可见,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并不是各自平均分配,也是有差距的。经济是波动的,自然气候也有波动。因此,在之后的气候变化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明确地把2010年变成了2008-2012年五年时间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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