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缺的就是环保制度的顶层设计,”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告诉《世界环境》:“从70年代起,中国的环保制度建设就起步了,可以说门类早就比较齐全了——从事前预防的,到事中、事后监管的,都有了。这些制度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在不同的阶段解决了一些紧迫而突出的环境矛盾,可是最大的问题,围绕着污染源的不同环境管理制度之间衔接不上。”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com
杨朝飞解释说,区别于很多发达国家对企业贯穿全生命周期的“过程式”的管理,我们的环境管理是“环节式”的,一个环节,一套人马,手握一项行政权力,负责一个管理的阶段,对企业的要求缺乏逻辑上的一贯性。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 放_交-易^网^t an pa i fang . c om
比如说,环评的就管环评,提了要求就给批了,也不管后面到底能不能落实,总量核查的不管达标排放,执法用不了在线监测数据,有时候会发生重叠——哪些企业、哪些污染物应该管、怎么管,各职能部门都各自有一套逻辑,不同的要求常会发生冲突;有时候又是脱节的,比如环评报告批复文件中对企业在某地的排放行为可能提出很多更严格的要求,但是按照现行的法律,只要企业在实际生产活动中的排放不超标,环保部门就算发现了企业没有执行环评的要求,也没有办法落实处罚,导致环评“落空”。看起来干了很多工作,但是管理的实际效果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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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世界环境》,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国际上早已经是被广泛采用的成熟的制度,是对固定污染源实行“过程管理”即全生命周期“一证式”监管的基础性制度。这项制度的建设也是在第一任环保局长曲格平时代就提出来了,那个时候许可证是作为环保制度建设的“新五项”之一,也正因为它只是“之一”,而没有明确其基础性,统摄不了其他制度,所以也一直“难产”。不仅如此,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环保一直就没有明确环境质量目标的核心地位,许可证制度实际上也并无大用场,也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残缺摆设。在杨朝飞当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期间,从07年到09年,国务院曾连续三年把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列入立法计划。
“但思路都不清楚,怎么能列入计划呢?过去长久以来,许可证跟其他制度的关系没有理顺,就一直连许可证条例都出不来台。”杨朝飞说,这就是许可证制度虽然提了几十年,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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