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吕忠梅：用法律保障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吕忠梅：客观地说，我国现有立法不能满足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实现的实际需求。首先，专门制度尚未建立。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森林资源利用和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等，虽然可能涉及碳达峰、碳中和的内容，但并不是其直接立法内容。因此，碳达峰、碳中和实现所需要的进展报告制度、评估制度、咨询制度、信息发布制度、年度报告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专门法律制度在我国并未建立。

 

其次，各相关法律缺乏统筹，立法目的难以协调。现有碳减排相关立法涉及污染防治法、资源法、能源法、税法、科技法等多个领域，这些立法都涉及温室气体控制，但囿于其自身的立法目的和立法时机，缺乏对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统筹考虑，立法目的无法有效衔接。

 

再次，保障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的监管体制机制不明。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过程涉及哪些监管主体，监管主体的法律地位如何，监管主体间的事权如何划分，又该如何开展本行政区域或跨行政区域的联合性或综合性执法活动，监管主体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时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这些问题，尚无法律加以规定。

 

新京智库：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某个地方或行业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未能如期实现，追究法律责任将面临于法无据的尴尬？

 

吕忠梅：是的，这将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当某地方、某行业不履行、怠于履行或违法履行碳达峰和碳中和义务时，是否可以提起诉讼？谁来提起诉讼？提起什么样的诉讼？还有，如果因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或者人身财产损失时，应该向谁主张权利？主张什么权利？是否能够获得赔偿？

 

换句话说，相关诉讼如何定性、权利如何保障，有关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纠纷能否纳入现行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民事侵权诉讼的受案范围，都不清楚。一旦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现纠纷，没有相应的解决机制和法律依据。违法者得不到追究，受害者得不到保护，势必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形成负面激励。

 

碳达峰碳中和立法不能“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