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环境税对治理雾霾都有哪些影响意义和作用

 

　　显然，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环境意识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环境标准也存在不同认识和理解。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标准和诉求是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环境资源价值的一种体现，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历了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因此有较好的环境污染支付意愿和较高的支付能力，他们一般会把环境标准定得较高。而西部欠发达地区正处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对于环境治理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一般倾向于把环境标准定得比较低。这种差异性使得我国雾霾的区域性治理成为可能，但也因此说明在设计环境税时，需要同时配套相关政策以考虑地区性差异，防止发达地区利用欠发达地区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转移污染，以及对欠发达地区能源和环境资源进行掠夺性利用。

 

　　其次，环境税税率和征税范围也属于争议话题。每个环境税种都可以按照雾霾治理的紧迫性和自身的特性决定推进速度，如二氧化氯税对雾霾影响比较大，其执行成本也比较低，实施的效果也比较显著，同时民众接收程度也较高，因此在欧盟各国的征收历史也较长。比较而言，碳税对减排发挥作用就需要制定较高的税率，导致企业竞争力会被削弱；更进一步，碳减排需要全球各国同时制定相关政策，因此，因此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延缓了碳税的实施进度。同时，制定环境税率不能是一步到位的，而应该有计划的逐步提高。比如说，政府第一年的税率应该是绝大多数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承受的较低税率，以后可以逐年递增，从而形成对税收的明确预期，让环境税政策真正发挥作用。例如：1990年瑞典国会制定了对氮氧化物的收费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到1992年才正式生效，但是在1990年到1992年之间，企业对氮氧化物已自觉采取措施，实现了35%的减排量。提前通知使得污染企业有机会在政策实施前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污染，降低因突然征税引发财务危机的可能性。

 

　　再次，环境税在征管使用上也存在争议。目前，我国其他税种，如消费税，都部分起到了环境税的作用，但仅仅针对资源使用的控制方面，而没有在环境治理支出方面起到环境税的作用。如果开设环境税，就应着重考虑利用环境税税款收入进行相对应的环境治理专项支出，而不应仅仅把环境税作为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最后，大多数企业都认为我国的整体税收水平已经很高，因此推行任何一种新的税种都将遇到较多的阻力。为了使环境税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政府可以考虑税收中性政策，就是在不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的基础上征收环境税。如德国1999年的《环境税税负转移提案》就规定在征收燃料税的同时减少对相应企业的就业保险费用的征收，挪威从1993年开征碳税后就废止了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的能源消费税，而丹麦则对能源密集行业采取碳税返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