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控碳：关键在于“碳成本”疏导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GDP还要增长，能源和电力需求也同样需要增长，能源规模还在扩大，所以‘控碳’难度就更大。”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介绍，“再加上，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全球50%以上的煤电在中国，而欧美国家则以新能源和油气为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控碳’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更难一些。”

 

因此，我国启动运行的“碳市场”，需要面对全球规模最大的“控碳”任务，承受各国均未承受过的“控碳”压力。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保持一定水平，经济结构偏重，增长动力偏传统，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偏固化，再加上区域发展存在差异，我国‘控碳’相比发达国家难度更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企业评价研究室主任周健奇介绍。

 

“时间紧、任务重。”黄少中这样描述我国的“控碳”目标任务，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我国碳排放量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总和。“另外，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我国承诺用时30年，而西方发达国家通常承诺50到70多年不等。”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双碳’目标，我国既要调结构，更要在保障化石能源大规模供给和消费的前提下转变方式。”周健奇表示，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固化多年，最根本的是理念的固化，直接表现就是粗放。这种固化下来的、粗放的能源生产、流通和消费模式，对于温室气体和污染物减排十分不利。“‘控碳’不仅要靠技术革命，还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和体制革命，以及加强国际合作。”

 

“发达国家控的是存量碳，而我们必须在控存量碳的同时，还要应对增量碳。”林伯强分析认为，在“控碳”路径选择方面，尽管我国与发达国家都采取用新能源系统替代旧能源系统的路子，但在解决煤电退出问题上则有着不同的路径选择。“因为发达国家的煤电很少且很老，而我国的煤电却有很多且很新，所以发达国家的处理方式就是直接关停或者拆除，而我国是通过减少煤电利用小时数来给新能源、清洁能源腾出发电空间，让煤炭和煤电发挥基本保障作用。”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思路有所不同，也可看成是我国在“控碳”路径上的创新。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