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根据碳泄漏的传统定义，碳泄漏来自不对称减排政策引致的跨国产业转移和贸易 模式变化( Ｒeinaud，2008) 。例如，IPCC 定义的碳泄漏就属于此类。而在现实中，引 起国际产业转移的因素很多，包括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东道国市场规模等，气候政策 引起的能源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只是推动产业跨国转移的因素之一，且往往也不是 最重要的因素。这或许也是大多数 CGE 模型研究发现碳泄漏率并不高的现实原因。Peters( 2008a) 指出，“IPCC 对碳泄漏的定义可能太过于狭隘而难以充分分析贸易对气 候变化的实际影响。”为此，他们把 IPCC 定义的这类碳泄漏称为“强碳泄漏”( strong carbon leakage) ，并在贸易内涵碳指标基础上提出了“弱碳泄漏”( weak carbon leakage) 的概念( Peters，2008a; Peters 和 Hertwich，2008) 。在《京都议定书》下，弱碳泄漏是指 非附件Ⅰ国家对附件Ⅰ国家的出口内涵碳。从弱碳泄漏的定义可以看到，弱碳泄漏的 直接媒介是国际贸易，而其背后则是要素禀赋、生产技术、规模经济、气候政策等因素 决定的全球分工格局和贸易模式，因此该定义比强碳泄漏要宽泛得多。发达国家企业 可能只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把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此时“强碳泄漏”不存在 ( 因为减排政策没有变化) ，但仍然可以观察到“弱碳泄漏”的发生。Peters 和 Hertwich ( 2008) 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对附件Ⅰ国家的“弱碳泄漏”进行了测算，发现 2001 年附件 Ⅰ国家进口产品所造成碳排放占其国内总排放的 10. 8% ，其中又有 44. 3% 来自于非 附件Ⅰ国家，弱碳泄漏量达 1578. 6 百万吨 CO2。

 

当前由 UNFCCC 和《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国家碳核算体系基于生产者责任原则 (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在该核算体系下，一国生产产生的碳排放完全由该 国承担，不管其产品是国内消费还是出口。在生产分散化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排放 受到约束的发达国家便可以把碳密集型产品或生产环节转移到没有减排约束的发展 中国家，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从非减排国进口相关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这种转移排 放的做法虽然减少了发达国家的排放，却导致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大幅上升，造成碳泄 漏( Pan 等，2008; Peters 等，2011) ，这是基于生产者责任的碳核算方案存在的重要缺 陷之一( Ferng，2003; Munksgaard 和 Pedersen，2001; Peters 和 Hertwich，2008) 。另 外，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碳排放的受益者，理应共同承担碳排放责任。现行碳核 算体系只考虑生产者责任，忽视消费者责任，这对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也不 利于低碳消费模式的培育( Pan 等，2008; 张文城和彭水军，2014) 。为此，不少学者 提出了消费侧核算方案( consumption-based accounting) ( 樊纲等，2010; Munksgaard 和 Pedersen，2001; Peters 和 Hertwich，2008) 及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共担方案( Ferng， 2003; Peters，2008b) 。这些新的核算方案考虑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排放转移和消费国 责任，因此有助于减少碳泄漏和促进减排的公平性，也能够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减排合作( Peters 和 Hertwich，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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