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一国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将减少其国内污染排放，但污染避难所动机的存在 可能导致其他环境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的污染排放水平增加。在碳减排问题上，这种 现象被称作“碳泄漏”。《京都议定书》附件Ⅰ所包括的国家承诺了减排义务，非附件 Ⅰ国家则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这引致两组国家( 或两个区域) 减排政策的差异，从 而可能产生碳泄漏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把“碳泄漏”定义为: 《京都议定书》附件Ⅰ国家的部分减排量可能被不受约束国家的高于其基线的排放增 加部分所抵消的现象( IPCC，2007) 。更一般地，碳泄漏是指一个区域减排行动导致其 他区域碳排放增加的现象( Ｒeinaud，2008) 。碳泄漏削弱了减排效果，甚至可能增加 全球排放量。引发碳泄漏的两个重要且紧密相关的渠道是不对称减排政策导致的化 石能源价格变化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 Babiker，2005) 。在产生碳泄漏的两种渠道中，国际贸易都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首先，能源贸易保证世界化石能源 价格的高度传导性，使能源价格波动更加迅速和剧烈，同时，能源进口往往是非减排区 域扩大能源需求的手段。其次，能源密集型产业发生国际转移之后，能源密集型产品 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流回减排国家或地区，以满足其消费需求。 

 

理论上，国际贸易模型也是研究碳泄漏发生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例如，Copeland 和 Taylor( 2005) 建立了一个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和多个国家的一般均衡的新古典 贸易模型，分析一国的碳排放如何对其他国家的减排行动做出反应，进而探讨碳泄漏 的机制，其主要结论是: 在只有部分国家减排的情况下，是否发生碳泄漏取决于搭便车 效应、贸易条件效应、收入效应和消费替代效应等 4 个方面。搭便车效应和贸易条件 效应会导致非减排国家碳排放增加，产生碳泄漏，但收入效应和消费替代效应会降低 非减排区域的碳排放。如果搭便车效应和生产替代效应占主导，就会出现正的碳泄 漏; 反之，则会出现“负的碳泄漏”，即非减排国的碳排放也会减少。Di Maria 和 van der Werf( 2008) 在两个国家、三种产品、三种要素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引入了技术创新 市场，考察技术进步对碳泄漏的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单边减排政策诱发的技术效 应抑制了贸易条件效应引起的碳泄漏，并且在能源相对需求的价格弹性足够大时，技 术效应会完全抵消贸易条件效应的影响，碳泄漏为负。这些理论研究对解决碳泄漏问 题的一个重要启示是: 已有经验研究的文献可能高估了碳泄漏程度，因为这些文献往 往忽略了与相对价格变化相伴随的消费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以及价格效应对节能技术 创新的激励作用。

 

相比于理论机制分析，更多文献通过经验研究对碳泄漏进行评估。大部分学者基 于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对《京都议定书》、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或其他假定的 单边减排措施可能产生的碳泄漏进行评估。一些文献得到的碳泄漏率在 2%－ 30% 之 间( 谢来辉和陈迎，2007; OECD，2009; Branger 和 Quirion，2014) 。但是，大部分研究 只是模拟评估某个气候政策的碳泄漏率，只有少数研究直接评估国际贸易对碳泄漏的 影响( Kuik 和 Gerlagh，2003) 。值得一提的是，对碳泄漏的经验评估为碳泄漏的理论 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当前碳泄漏模型以新古典贸易理论为主，而一些经验研究表 明，市场结构差异、产品差异化以及企业异质性可能对碳泄漏的评估结果产生重要的 影响( Babiker，2005; Balistreri 和 Ｒutherford，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