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机制创新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开放30多年间，城镇化从初期的10%出头，走到官方现在宣布的53%的水平，差不多上升了40%。实际上，现在官方宣布的53%，是把已进城居住半年以上的所有居民，都算作完成了城镇化的社会成员。其中大概有2亿出头的人口，虽定居在城镇，但未取得和具有城市户籍的市民一样的待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没有体现。要把歧视性的状态改变为一视同仁的市民化，还需可观的投入，城镇化的具体要素必须配上去。

 

　　在内部，领导承认的真实城镇化的水平也就是40%这样子，以这个水平计算，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按照国际经验，城镇化要到70%左右的高位才会转入低频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现在还处于城镇化方兴未艾、加速发展的时间段。如果是今后每年上升一个点，从40%-70%，还要走30年。我们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至少还有20-30年。

 

　　随着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一路走上去，一方面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很多的矛盾凸显。官方的表述是以人为核心，不要去强调市民与非市民的区别。实际针对的问题，是有一批人没有得到市民化待遇。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投入天文数字，增加有效供给，这些无法一蹴而就，但必须在顶层规划和顺应市场的同时，努力寻求相关条件最终到位。城镇化所需要的投入，从数量级来看，有关领导人曾经提出过40万亿的概念，民间也有这样一些说法，网上一些反应说，是不是太猛了，后面是否还要大跃进。从我的角度讲，我认为40万亿可能说得比较保守。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大概还有4亿人口要从农村转入城镇区域定居。按一个人配10万块钱，静态的城镇化成本就是40万亿，而据我观察，农民市民化人均10万的成本是打不住的，因为未来几十年陆续要做这种投入，现在的钱和未来同样数值的资金完全不是一个实际的水平，而如果一个人静态算15万，那么就是60万亿的数量级资金。所以，40万亿绝对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今后农民市民化陆续要到位，相关投入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这显然不是政府靠自己的财力能够解决的。

 

　　同时，中国未来又伴随的是一个老龄化的时代。现在，上海已经非常明显地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从全国来看，相关的指标也显示了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伴随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是什么？15年后，中国人口红利迅速消失，人口老龄化的投入，会突出体现在老龄人的护理、保健相关的各种硬件和软件上，比如养老的设施、园区，以及护理人员，综合在一起。这个现实需求非常巨大，也是天文数字。从数据算，大概2030-2033年是整个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年度支出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出现后，会慢慢收敛，再经过很多年发展，才会回到相对低频的状态。这条曲线非常清晰地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时间序列上。

 

　　在考虑中国公共部门可能出现的、未来几十年内的最大的压力时，很多学者都指出，这种压力绝不是现在看到的从基础设施到公共工程的地方债欠账，真正有威胁的是，今后几十年一路展开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与之伴随的，是中等收入阶段走向更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可能要超前于政府供给能力的持续压力过程。

 

　　直截了当地说，到2050年实现民族伟大的复兴的过程，就是我们处理城镇化和老龄化、如愿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不断实现，又使整个国家综合国力按现代化的趋向一路提升的过程。

 

　　因此，相关各种各样的投入，一定需要我们打开思路，现在最重要的概念，是完成几十年内的持续投入所伴随的机制创新，落到了PPP身上。PPP不仅是融资机制的升级，更是管理模式、综合绩效升级的必然选择。

 

　　从城镇化和老龄化对政府的压力来看，PPP可以明显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提升政府现代国家治理水平，令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在很大规模上调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服务这样一些有效供给，使政府真正表现为一个走向现代国家治理的称职的政府。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看中的正面效应。我们设想一下，现在十八大之后的决策集团，在统领全局的视野上，看到了通过PPP可能给出的这样一种支撑力，他们理所当然应重视这个命题之下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