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
再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目前中央给各省下达
节能减排指令属于命令控制性,从成本收益来说未尽合理,可以参考碳预算整合效应在执行现有政策时引入环境税、碳税、总量—排放权交易体系等新的政策工具,也可以参考碳预算的分解效应,对建筑、石化等重点行业和交通等重点部门提出具体要求;充分利用法律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目前看来制定一部完备的气候变化法案对明确不同经济主体的责任,统一利益攸关方行动大有裨益,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气候变化决议草案是一个好的开端;,要在公众中间加大风险预防的政治文化建设,实践证明应对气候变化成本收益分析是必要的,但只应该是程序性价值,公众要树立低碳意识就必须向公众灌输即使气候变化并未造成损害,应对行动也应该积极进、提前预防的观念;
还有,任何公共政策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气候政策也不例外,政府出台时必须对之进行综合分析,以不恶化贫困阶层的福利为前提对可能的财富分配效应早做准备;考虑到的我国碳排放,碳预算本身固定性和的限制性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可能在现阶段的国家层次上推行,但一些地区和城市层次已具备了某种条件,这样在碳预算基础上因地制宜推行
低碳经济从而争取对经济主体有更好的政策引导作用;最后,充分意识到碳预算的国际政治经济涵义,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新概念瓦解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意图保持高度警惕,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辨别真假,力争温室气体排放权。
碳预算设置原则、执行过程充分说明了英国低碳发展的优势,显然英国设置碳预算并不仅仅局限于应对气候变化,还试图通过提供稳定的政策框架为经济主体提供某种导向为全球下一轮核心经济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英国率先推出碳预算也不排除软实力的考量和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潜在要求。中国目前尚无建立碳预算的条件和基础,但这并不是说不能从英国设置碳预算过程获取启示,和英国相比较,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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