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应是一个激励机制 或将在“十三五”中期出台

 

　　可考虑缓慢稳定推进

 

　　中国经济导报：在执行碳税的过程中，您认为公众和企业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莫里斯：这不仅是中国要面对的问题。在澳大利亚的案例中，碳排放矿业大户对碳税的反对呼声非常激烈，而民众因为缴纳额外的碳税负担也对该政策意见很大，这些影响都导致了碳税的废止。

 

　　也有成功征收高额税费的例子，那就是燃油税。有人认为，征收燃油税将导致能源企业和石油企业无法盈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欧洲或者香港现行的燃油税税率远高于中国，但是尽管如此高税率的税金，仍然远不能覆盖解决机动车带来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成本。我认为，我们不能忽视消费者这个利益群体，不能忽视他们对政府征收高额燃油税的意见。但是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对机动车汽油和柴油征收较高的燃油税是可行的，甚至在欧洲对提高税率的提议也没有太多反对意见。我的建议是，不管是碳交易还是碳税带来的税费提高，最好都缓慢稳定地推进。

 

　　征税与补贴并行不悖

 

　　中国经济导报：碳税和碳交易可能会提高能源的价格，但是中国的能源价格是在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能源市场也没有完全放开。所以碳税和碳交易带来的能源消耗的外部性如何传导给能源价格？

 

　　莫里斯：毫无疑问，中国的价格体系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所以增加税率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在一个价格并非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国家，价格仍然可以发挥其“杠杆”作用。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也可以促使人们使用更清洁的能源。当然这里面要考虑到企业的盈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