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锋：气候变化多样性风险及其应对的全球机制

 

一是建立“全球绿色发展联盟”。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能减排，是当今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就不同国家在排放数额的分配问题上，仍然有不少分歧，并没有取得共识。英国相关机构提出发展低碳经济，进而适应全球气候变暖和缓解气候变暖的趋势，建立与气候多样性风险共生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提出发展绿色经济，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使之“可承受”，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承受，不会因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失衡和生态危机，不会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持续发展。皮尔斯的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以及循环经济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把旨在以“节能减排”为目标的循环经济，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兰色对策”；而对目前广泛使用的包括“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在内且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经济”，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黄色对策”；把以植被建设为核心，提高生态系统贮存“碳汇”能力为目标的生态经济，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对策”。“绿色对策”是针对“兰色对策”而言的。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中，人们把减少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以CO2为主要组成成分的温室气体视为核心目标，强调节能减排，因而，产生了关于与发展权密切关联的排放权的争议。事实上CO2是生态系统中光合作用的主要物质来源，其浓度高低直接影响光合作用的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光合作用的强度随CO2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能够广泛吸收CO2的贮碳植物，以增加生态系统贮碳的能力，也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大气中以CO2为主体的温室气体，起着与减排同等重要的作用。为此称其为“高碳经济”。这与旨在城市和工业及农业生产中减少碳排放的“低碳经济”并不矛盾，而是强调了“生态系统”服务适应气候变暖的能力，或突出生态系统建设作为人类适应气候多样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作用。把增汇作为适应气候变化多样性的重要任务，通过建立旨在加强全球生态系统基础设施能力的全球绿色发展联盟，为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开拓第二条道路（前述“兰色对策”被视为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第一条道路），即“绿色对策”。只有把“节能减排”与“增绿纳排”统一起来，形成“兰色对策”与“绿色对策”双轮驱动的战略，即与气候多样性风险共生存的新发展模式，才能够全面适应气候变化，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建立“全球绿色发展联盟”需要整合目前通过联合国倡导的“全球气候变化公约”、“荒漠化防治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全球湿地保护公约”，以及“国际减灾战略”等联合国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单向行动。通过联合国引导，各国政府参与，形成应对气候多样性的凝聚力，广泛吸收一切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各种公共的、集体的和私人的资源，促进“天地人和”和“天人合一”，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力争创新生物技术，利用全球极端气候区（低温、干旱、缺氧等）的广大空间，大力建设绿色植被和培育具有高贮碳能力的土壤，形成高贮碳的生态系统，以此向地球返还由于人类城镇化和部分农业生产以及工业化占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贮碳能力，实现“人类排放与贮存碳基本平衡”的人地和谐发展的目标。

 

二是建立全球巨灾风险防御基金。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联合国通过实施国际减灾十年行动（1989-1999）及国际减灾战略（2000-），在全球尺度上寻找缓减自然灾害风险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正如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原定的国际减灾目标仍没有实现，仍然需要加强全球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依据上述提出的巨灾风险防御的凝聚力模型，建立类似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全球巨灾风险防御基金，实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应对巨灾战略。该基金由中国管理，借鉴目前在日本、新西兰、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的巨灾风险管理基金（债券）等的经验，通过多方途径，筹集应对巨灾的资金，全面提高人类应对巨灾的能力。建议按世界各国和地区人均GDP的水平，由联合国筹集该基金的基本金，初步估算，按人均GDP的1‰征收，并以中国人均GDP的标准，全世界目前有60多亿人，每年可征收180~2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通过接收社会捐赠，扩大基金来源，并通过企业运作的模式，提高其效益。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世界各国推广和示范应用应对巨灾的各类各种技术，并推动将这些成果无偿转移到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同时支援联合国成员国设立巨灾保险计划，完善巨灾风险全球转移机制，通过建立全球巨灾风险防御基金，进一步完善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机制。从而开启联合国减灾行动的第三个十年计划，完善联合国减灾行动协调网络，提高其综合减灾能力。

 

三是建立全球灾害风险教育科研网络。提高全球应对灾害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能力，不仅需要物质、技术和经济实力，还要全面提高人类防御灾害风险的理解能力、意识和技能。目前联合国相关机构、世界各国的政府组织、风险管理企业、学术和社会团体等都建设了内容不同的灾害信息网络平台，在灾害教育和风险意识的培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语言文化、经济利益、技术水平、标准规范等多种原因，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满足全人类需求的“全球灾害风险教育科研网络”。为此，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和其建设的“全球减轻灾害风险平台”的引导功能，与全球保险界建设的相关数据信息平台、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建设的相关数据库等密切合作，形成统一标准和规范的“全球灾害教育科研网络”,通过“共建共享”，形成一个可覆盖全球的应对灾害风险的网络教育和科研平台。通过组建综合风险防范大学联盟，加强防灾减灾教育;通过组建综合风险防范科研联盟，加强防灾减灾研究与技术开发；通过组建综合风险防范社区联盟，加强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宣传。

 

结论与讨论

 

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全球气候系统本质上存在着不同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多样性，这种全球气候时空尺度多样性的存在，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一项在单一时空尺度上所采取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都不能够全面地反映人类与全球气候时空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改善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极端气候区域内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以及提高应对极端气候与天气事件影响能力方面，全球社会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措施。目前在国际上所提出的大多数适应全球气候变暖对策，只是适应全球气候多样性的部分措施，不能代表对全球气候变化适应的全部。

 

人类自诞生以来，生存发展就与地球气候密不可分，特别是工业化革命后，人类活动已经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两者已形成了一个在多个尺度上相互影响的共存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随着空间和时间尺度的增大，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呈现出缓慢但深刻且长远的特征，与之相对应，全球社会的应对措施也更为复杂、行动也更为缓慢；随着空间和时间尺度的减小，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较易显现，但不确定性以及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道德，以及公平性等社会问题仍然阻碍着人类采取正确和及时的行动。人类更多是在灾害冲击下学会与气候多样性共生存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而提高这种共存能力，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当前国际社会所提出的任何从单一时空尺度防御全球灾害风险的措施,都难以提高人类应对灾害风险、特别是与气候时空多样性相关的巨灾风险。因此，从建立和提升防御巨灾风险凝聚力的基本思路出发，建立全球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已势在必行。这一范式包括为了适应气候多样性，需要综合考虑时空尺度和行动维度；集成降低脆弱性、提高恢复力与强化适应性措施；聚合防灾减灾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行动，以提高降低灾害风险的凝聚力；采取全世界性的重大战略对策。

 

在全球尺度上，建立世界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需组织实施三项全世界性的重大战略对策。即建立“全球巨灾风险防御基金”，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主导作用，广泛调动企业、社会的力量，全面提高联合国国际减灾活动的效率与效益和全球巨灾风险防御能力；建立“全球绿色发展联盟”，完善适应气候多样性的“兰色对策”和“绿色对策”，把“减排”与“增汇”同等对待，把“低碳经济”与“高碳经济”同等对待；建立“全球灾害风险教育科研网络”，整合联合国各相关机构、各国政府、跨国保险企业、科研与高校、社会团体建立的相关数据库，形成能够覆盖全球的信息平台，通过大学、科研与社区联盟，全面提高全人类防灾减灾的意识、技能，以及科学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

 

讨论

 

然而，与全球气候多样性共生存，建立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不但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融合，加强科技创新，更主要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而如何使人类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多个层面形成共识？如何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如何发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主导作用？如何发挥已有的巨灾管理企业的示范作用等新问题亟待解决。近年来，中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各类巨灾的实践表明，“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与“自下而上的举民体制”的共同整合，很有可能是建立集“政府、企业和社会与一体”的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的重要途径之一。“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在应急救援阶段，能够快速整合一国力量，在黄金72小时内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稳定社会，防止动乱，控制疫情产生和扩散，在巨灾引发地动乱之后能够快速稳定民心，具有很高的效率，但效益较低；“自下而上的举民体制”在恢复重建阶段，能够最大程度地集合公共、商业和公民的力量，充分发挥非政府力量，尤其是可通过保险、巨灾证券等金融手段转移巨灾风险，降低巨灾损失，为需要大量资金的恢复重建提供经济保障，具有很高的效益但效率较低。未来如何整合两种体制，进而在巨灾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阶段能够集两种体制之优势，势必将极大地提高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能力。

 

作者简介：

 

孔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