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据国内研究机构测算,2006年中国的“内涵能源”出口量达6.3亿吨标准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的25.7%;净出口“内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占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5%以上。“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2007年11月,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大约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导致的。如果把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能源的净出口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指责的净消费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帮助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牺牲者,中国是在用本国能源贴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但是,当今国际游戏规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话语权、裁量权也在它们手中。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征收碳关税,并非遥不可及。一旦碳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例如,按碳排放硬约束推算,未来电价至少得上涨一倍,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硅原料加工的耗电成本就会超过了三四百元,如此相较于美国,中国
新能源的电池组件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中国GDP为4.2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2.5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43万亿美元,进口1.1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954亿美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出口约占34%,净出口约占7%。碳关税的征收必将对中国外贸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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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储藏丰富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是,在国际责任的重压与未来贸易大棒的高压下,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际,将被迫进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有关部门以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了相关推算,当年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0.74%,而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气代煤”的比例为5%,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4.9%,而GDP会下降2.0%,居民福利减低2.0%,电力部门平均成本提高2.4%。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后果是,一方面二氧化碳排量会显着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长速度会放缓,居民福利受到的影响较大。在2020年之前,中国一直将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就是保稳定”。因此,碳排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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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危险就是财富的大量流失。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将以碳关税的形式,可以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国的财富。此外,依照《圣保罗案文》,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中国将由“卖碳”者变为“买碳”者,企业的利润由此将被大量分流。据易碳家了解到,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相关部门,为转移国内对巨额外汇储备面临严重缩水的视线,提出不切实际的超主权货币,恰好给西方正在酝酿的碳货币本位的推出提供契机。由此,中国将在“美元陷阱”与“金融陷阱”中越陷越深。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当头,中国正兴致勃勃参与全球新金融秩序的重建,增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无意中却很有可能奉送出自己未来的利益。
全球气候变暖,增进国际合作,发展
低碳经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对中国而言,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发展
低碳经济既是中国负责任形象的展示,也是中国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机遇所在。但是,中国的行动应当更具战略眼光,在关注天空的同时,应当密切留意脚下,避免落入西方的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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