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原因，政府曾经一度追求高速的出口增长（如为了创造就业）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复苏（如为了刺激经济的周期性复苏）。也由于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追求GDP，而拉动GDP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大规模的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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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略或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加速房地产和制造业的发展来实现，因此我们在税制、土地政策方面给与了高污染的第二产业过大的倾斜，而这些政策倾斜事实上是以抑制低污染的服务业的发展为代价的。
比如，三类政策人为地刺激了高污染的制造业的发展和抑制了低污染的服务业的发展:
大量供给工业用地，导致中国的工业用地价格为居民住宅用地价格的1/8，这个比例比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平均水平低一到两倍。
许多服务业的间接税税负高于制造业的间接税税负。这些政策性的扭曲，历史上曾经发挥过正面的作用，但从目前来看明显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瓶颈，必须予以纠正。
制造业的过度发展，也与许多服务业被过度垄断，进入障碍过高有关。比如，金融、电讯、医疗、教育、铁路、地铁、民航、媒体等服务行业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使得民营和外资资本难以进入，导致供给不足。这种人为制造的瓶颈，也必须通过改革（尤其是通过准入开放）来打破。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 放_交-易^网^t an pa i fang . 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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