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但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不同,应该如何解决?
郑新业: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我们没有一个机制能体现不同群体对环境的偏好变化,也没有一个机制能让你给出自己可承担的污染治理成本。比如北京对于污染的治理,肯定是污染越少越好,但是如果北京知道自己需要支付的成本之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污染必然付出代价,但是大家愿意承受代价与否就是两回事了。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划定污染治理基准线,是几条线合适,还是区域标准差异合适?而且很难确定出一个对个体伤害的均化成本,如空气污染能致死多少人?所以这里就有了公众偏好的确定问题,一般最后都是以精英决定的方式解决,但是精英无法了解更多人的偏好。
记者:目前我们的环境监管机构是否有能力找到并发掘出来这些偏好呢,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差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郑新业:目前环保部的环境治理方式没法测算偏好,虽然人人都有环境改善的意愿,但是加上成本之后,这个意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环保部多强调意愿,很少去考虑成本,哪怕最基本的实验测算也没有做过。现在的措施虽然和环境保护的总目标没有背道而驰,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临沂这次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值得环保部注意。我们必须要从发展的角度看环保,而不是单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一定要让买的人承担成本,而不是简单地使用目前的政策工具,对利益受损群体则需要有相应补贴。之前社会舆论一直倾向要增强环保部的能力,让环保部长出牙齿,但是目前看来环保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所谓的约谈,仍然是国务院的权威。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善,再出现一轮环境修法运动,单纯地在一个方向加强环保部的能力,又没有实际解决棘手的问题。如果不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仅仅是约谈关停,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记者:那么哪些政策是相对而言,比较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呢?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郑新业:目前已经开始着手制定环境税了,这是正确的方向。再一个就是约谈就需要约谈能起作用的地区。华北就必须要约谈河北、山东,华东就对无锡、苏州重点照顾,华南则要对广东、浙江这些污染大户首先约谈。此外就是要有环境财政转移支出,对一些地区要有排污补偿机制。政策从来不是单一政策,而是一个政策包。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 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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