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区域差异非常大，大部分的欠发达地区似乎更在意经济发展，这些地区目前又是环保部重点监控的地区，这一矛盾应该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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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业：这一点非常重要，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同地区的人，对于污染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越是富裕地区的人，越希望空气质量好；越是生活在落后的地方的人，则越能容忍环境污染。环境是一种商品，既有收入效应又有替代效应。现在环保部约谈的地区，大部分都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恰恰是对环境污染比较有承受力的地区。所以在临沂被约谈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之后，当地反弹非常激烈也在所难免。这并不是说当地人对环境没有要求，而是说如果让他们因此而牺牲经济收益，那么他们是不愿意的。环境改善了，但是我失业了，这就不可以了。从情况看，环保部目前找的地区，大部分居民都是看中环境质量改善，但更重视就业和工资。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0放_交-易=网 t an pa ifa ng . c om
记者：这一问题似乎并只存在于中国，美国最高法院最近也否决了空气保护法，理由是妨碍区域发展，那么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区域和总体间该如何做调整呢？
郑新业：我的建议是设定基准线，就像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样，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也应该均等化。因为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我们现行的环保法规定各区政府对本地区的环境负责，这是不可能的。北京市就无法对北京的空气质量负责，因为空气是流动的。因此，选择这些区域做约谈，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就算有成效，这些地方的人也不感谢，所以环保部这个数量控制为主，加上选择区域约谈的方案不是好方案。最关键的是不同收入的人群，对环境的需求不同，这种方案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现在的治理方式就是富人得病，穷人吃药。站在北京，你会觉得唐山为什么那么糟糕，但是在唐山自己看来，自己选择重工耗能产业很正常。这就很难有所谓的谁正义，谁不正当的问题。富裕群体对环境的高要求与低收入群体对环境的低敏感性不相匹配，污染治理的收益和成本也不能相匹配，这也是现行环保政策造成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整个环保政策实际也就推动不下去。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记者：那么如何看环保部目前的主要措施，以及未来的政策走向呢？
郑新业：总体而言，有些政策是可以的，有些政策则问题较多。对于环保，我们应当平衡的看，从增长的角度看，从长远目标看，从发展的角度看。但是我们的管理方式需要从数量管理过渡到价格管理，让环境服务的买者和卖者进行交易。没有需求，就没有污染。上涨的价格会降低需求，更重要的是，让买和卖的共同承担成本。上涨的价格让住房子的和为房子提供材料的一起承担环境成本。怎么显现价格呢？可以通过环境税把价格涨上来，让需求者来承担环境治理成本。从区域治理角度讲，环保部应从高耗能大省着手，从苏州、东莞开始环境治理，这些地方既是高污染高耗能大户，又有承担污染治理的能力，作为区域选择是有意义的。除此之外，要解决人群之间的不匹配，可以采取一些补偿约束制。比如可以要求山东集中处理污染问题，从省级预算到中央预算做三年或五年的补偿条款，测算出具体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每年不断降低补偿额，到时间就结束。这样既减少社会动荡，也能让低收入群体也能得到经济回报。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a np ai fan 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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