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承压之下，ESG如何高质量发展？

 

弗里德曼的第二个关键假设是：政府运作良好。弗里德曼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增加利润。”社会责任相对更多是政府的工作，如果政府运行良好，则政府自然能很好地处理社会责任问题。但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危机，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企业自发绿色转型来降低全球气候问题，更有效的途径是政府企业合理分工合作，安全减碳。

 

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绿色低碳发展中，既要有一个绿色清洁的环境，也要保证生产生活正常进行。对于政府来说，不同企业减少的排放并无本质差异。因此在地区层面做整体权衡，在地区总额达标下，以市场手段刺激企业减碳。在减碳过程中，先立后破，在鼓励企业积极转型绿色发展的同时，允许部分企业在难以降低排放下仍然能够提供社会生产，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目标是在当下减不下去的排放，应能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满足更多的社会需要。

 

在更有效率减碳过程中，政府如何制定规则，搭建更好的平台，以市场规则来实现更有效的减碳至关重要。企业根据自身的碳排放情况和减排能力，购买或出售碳排放权，助力实现国家双碳目标。但目前各地碳市场企业纳入标准不一，并且比欧盟等国家标准范围小很多。因此，政府趋紧碳市场控排企业的纳入标准，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面，通过市场手段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将碳的排放权力交到单位碳排放产生最大价值的企业手中，比简单的“拉闸减碳”、碳排放量“一刀切”等做法更具效率。据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统计，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截至2023年10月25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3.65亿吨，累计成交额194.37亿元，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相比欧盟碳市场（EU-ETS）仅2020年碳交易额就达到1,690亿欧元左右仍有较大距离，并且覆盖行业和公司程度有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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