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MF前副总裁朱民：碳中和将带来人类最重大的自我革命和颠覆

 

澎湃新闻：您从海外回来后转眼已经七年。七年前，您说人生将开启下半场，要再做一些新的事业。七年后，您现在在思考哪些问题？

 

朱民：我之前做了很长时间金融工作，但我还是想回来做一些研究教学的工作，年纪大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把学到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所以，我去了清华给学生上国际金融课。第二，是关注人工智能方面，我比较早地参与讨论人工智能的应用。2018年，我受深圳市政府的委托，做了一个深圳市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此外，我花了不少力气关注气候变化。2015年我参加了巴黎气候大会。这些年来，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气候变化是真的，是有科学和数据证明的，对人类的威胁是巨大的。这种威胁已不只是生产的问题，而是生活质量以及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全球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挑战。

 

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时候，也负责对所有国际组织的沟通和对接，包括联合国，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比较早地认识到整个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我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没有中国是不行的。中国的碳排放占了全球1/3，气候变化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我们还在工业化阶段，人均GDP只有1.2万多美金，还在不断发展，能源消耗还在不断上升，排放也在不断增长，要控制是比较困难的。另外，我们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煤，煤占能源消耗的58%，我们的煤消耗占全球煤消耗的一半，重煤基础上产生了重工业，重煤和重工业使得转型特别困难，但是我们已意识到以前的高能源、高消耗和高排放高污染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习近平主席2020年提出的中国“碳中和”目标是了不起的，把中国放到了世界中，放到世界前沿。这也是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承诺对世界和对中国都非常重要。也因为中国碳中和转型的艰巨性，我们需要系统性制定整个碳中和政策框架。如果中国发生转型波动的话，不单对中国对世界的风险也是很高的。

 

我去找了斯特恩（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气候经济学之父）。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他是首席经济学家。他非常有全球大局观，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我们一拍即合。后来我们又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院长赫本（Cameron Hepburn）、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社科院生态研究所所长张永生、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我们七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研究起草了这份报告。

 

碳中和是中国的挑战，但更是中国的机遇。碳中和是全新的理念，会激发新的科技创新、生产和消费的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在碳中和的转型中，我们其实和世界或多或少处在同一起跑线，利用制度优势我们可以走在世界前面。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