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张志强:全球视野下的碳达峰碳中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作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实施了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作为一个缺油少气的国家，煤炭一直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力，煤炭消费近年来有一些下降，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还是占到56%左右的份额。2015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至2020年中国政府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基础上完成减排40%-45%，2030年中国政府要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60%-65%。经过“十三五”的不懈努力，截止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完成减排48.4%,超额完成了减排任务。

 

　　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实现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能源转型

 

　　在能源转型方面，基础设施的锁定效应决定了短期内很难改变现有的能源结构。碳中和目标的提出，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现有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一是对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低碳化改造。对于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除传统的关停并转之外，还要增加对于碳捕集技术及负排放技术的投入，如电力行业通过增加CCUS设施，捕集发电过程的二氧化碳，并在后端应用到驱油或再产业化。

 

　　二是对现有的能源结构进行调整，发展低排放或无排放技术。现在技术路线是增加对于风能、太阳能、潮汐能以及核能、氢能等的开发利用，逐步增加其在能源供给结构中的比重，但是这些技术受制于技术进步的速度等众多因素。例如在当前储能技术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煤电调峰依然是弥补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主要选择。在氢能领域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高额的制氢和储运成本制约了氢能源利用，以煤制氢为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但是其依然需要消耗煤炭，液氢的储运所需要的高压等限制了氢能的推广和利用。

 

　　因此，结合能源结构的调整，无论是供给侧还是消费侧，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产业结构调整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在碳达峰碳中和语境下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了新的内涵。

 

　　一是碳排放水平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标准。从传统的产业结构调整来看，既包括产业之间结构的调整，同时也包括产业内部结构性调整。就涉及产业而言，覆盖了农业、工业、建筑、交通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既涉及本身由于直接或间接使用化石能源而产生的碳排放，同时，也包括甲烷（CH4）、碳氟氢化物（HFCs）、六氧化硫（SF6）等非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且随着工业领域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达到峰值，非二氧化碳的排放也需要纳入减排视野，尽管非二氧化碳在数量级上与二氧化碳本身相差较多，但是其热辐射效应却很高。以SF6为例，如果二氧化碳温室效应为1来计，在百年尺度下，SF6是其2.35万倍。SF6主要应用于输配电设备，是目前已知的温室效应最强的温室气体。为了降低燃煤发电排放的温室气体，在世界各国积极发展绿能如风能、太阳能及天然气发电的同时，电网需要加大对于变压器、断路器等电力交换设备的投入，这些设备大多使用SF6作为绝缘介质。欧盟2017年SF6的总排放量为673万吨CO2，相当于130万辆汽车行驶1年的排放量。据不完全统计，到2030年，全球使用SF6的电力交换设备将增加75％。因此，考虑碳中和过程，既要考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要考虑非二氧化碳的排放，最终实现所有温室气体的中和。

 

　　二是产业内部结构的低碳化。基于化石燃料的高碳产业结构不能再按原有的产业顺序和附加值分类方式进行结构调整，现有产业结构的低碳化是未来产业结构面临的重要挑战。无论是在第一产业还是在第二、三产业中，无论是传统的电力制造还是高新技术行业，都将以碳排放水平进行调整。这将涉及农牧业中的畜牧养殖，工业部门的电力、钢铁、石化和第三产业中的交通物流、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在这层含义下，产业结构的低碳化是全面的低碳化，是对于碳基产业的颠覆性改造。与发达国家长达六七十年碳中和时间相比，中国只有三十年的时间。整体产业体系的低碳化是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在中国，以煤、油为主的产业结构将进行深刻的变革。

 

　　三是对于基于低碳的新兴产业的培育。对于碳基产业的调整需要培育新的产业，并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低碳发展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回到田耕手织的原始状态，而是社会文明演进的一次净化。正如工业革命时期以汽车取代马车一样，今天需要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取代带来污染和温室气体的高碳工业体系。如同人类社会之前由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一样，培育新的低碳甚至零碳社会需要时间成本。无论是风能、太阳能、氢能、核能，还是将来的负排放技术，都有各自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技术路线，低碳转型为这些产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机会。技术的更新迭代没有止境，基于碳中和的技术研发也不是空中楼阁，纵观技术革新的发展历程，其中交织着偶然和不确定性，并且会受到市场与资本等因素的制约，是一个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演进过程。

 

　　（三）区域均衡发展

 

　　在区域发展方面，地区发展不均衡是一种常态，既受到区位、文化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产业分工、人才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长期存在，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碳中和对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具有明显的影响。

 

　　根据中心—溢出理论，产业的演进遵循由中心产业集群逐步扩张的过程。就目前而言，东部沿海省份的煤炭、矿产等基本由外部输入，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大多已逐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例如北京、上海等二产比重较低，三产比重已达到80%以上，产业结构转型为碳达峰和碳中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些产业结构较重的省份，如山东、内蒙古和山西等，在转型和培育新动能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电厂、化工、制造等行业都有投资周期。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大中型燃煤电厂运行时间大多较短，与其30-40年运行周期相比大多只有10多年的时间，短期难以完全关闭，国内经过多年的“上大压小”，30万千瓦以下的落后机组大多已经淘汰完成。高碳锁定效应对于这些产业结构偏重的地区具有较大的转型压力。另外，中西部地区钢铁、制造、建材、化工等产业布局较多的省份，也同样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一是避免一刀切，二是考虑到不同地方的条件差异，允许国内不同地方制定不同的达峰时间表。

 

　　（四）投融资结构

 

　　在投融资方面，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强气候领域的投入。欧盟委员会预计实现2030年气候与能源目标，每年需要2600亿欧元的额外投资；欧洲投资银行承诺在未来十年支持1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和环境可持续性投资。美国拜登政府也大力推进绿色能源投资，在其上任伊始，就提出“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让美国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美国的“3550”碳中和目标，拜登政府计划拿出2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

 

　　对于中国碳中和投资规模，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分析。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估算，在温度升幅被控制在2或1.5摄氏度目标下，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至138万亿元，意味着每年的相关投资约占GDP的1.5%至2.5%以上。高盛研究报告称，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04万亿元，净新增4000万个工作岗位并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各家对于未来投资的测算不尽相同，但是面对未来碳中和巨大的成长空间，每年万亿元级别的投资规模，将会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碳中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不仅颠覆了工业革命以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现有经济体系，而且创造了新的行业和产业盈利模式。碳中和作为基于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尽管现在全球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行动指南，但是世界各国已经启动了碳中和进程。同时，这也是一场无形的竞争，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标准优势，通过设置市场壁垒、征收碳关税等手段不断保持自身的领先优势。例如欧盟宣布2026年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就是通过对没有实施减排机制国家征收边境调节税，以防止碳泄漏的名义，强化自身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 a i fang .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