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涛：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三个维度

 

我们国家搞环保、能源结构改革，习惯于依赖行政及中央政府资源，对市场机制、经济政策利用得不够充分。

 

现在这些条件一个个在具备。比如2018年环境税率还是定得太低，不足以改变企业、地方政府的行为。要想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环境税率可以定得更高一些。2020年开始，我国宣布推出全国性碳市场，主要涉及电力行业。碳市场会出现碳价，使二氧化碳减排有了机会成本的概念。

 

现在有几个因素对碳价格、投资、产业结构有很大影响。

 

近期欧盟出台边境调整政策，加速气候行动，碳价格肯定上升。若碳价格上升非常快，欧盟的企业就会要求对进口产品按欧盟市场碳价征收碳关税，如从中国进口风机、光伏，就要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征收。这就倒逼中国提升国内的碳价格，直接的方案就是中国也收碳税。

 

碳交易也是产生碳价的机制，但目前还是电力行业。电力本身不出口，出口产品怎么出现碳价格？国家级碳市场就要快速地从电力部门扩展到所有行业，但究竟能不能跟上欧盟、美国边境调整政策出台的步伐？我认为压力还是挺大的。

 

最简捷的是，中国在出口产品上实施碳税。以前碳交易试点最高也就70元人民币，即10美元左右。假定未来执行20美元的碳税，碳成本会上升很多，对传统行业影响较大，当然也利于新兴产业。全球最大贸易国是美国，美国会不会调整边境政策？这个可能性在增强。

 

拜登竞选纲领里特别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要搞气候政策，拜登政府会不会下一步把2009年的能源法案捡起来。他在美国国内最大的阻力是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竞争。美国如果有了碳价格，自然也会实施边境调整措施，对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逼迫出口国在国内征收碳税。

 

在中国，我认为政府已经在着力逐渐铺开碳交易机制。因为如果欧盟、美国一旦实行边境调整政策，对中国出口导向的产业影响会非常大。今年我国预计8%GDP增长主要靠出口带动。如果将来欧盟、美国都要开始征收碳关税，对中国气候政策就会形成倒逼。在我看来，碳税是相对容易实现的机制，在中国有可能重新浮上水面，变成决策者考虑的工具，对未来经济、投资、产业结构都将产生极大影响。

 

整理：董瑞强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