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强度下降“步履蹒跚”，问题出在哪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大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两项指标下降进度不甚理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在经济增速放缓，而能源需求仍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单位GDP的能耗便增加了；二是煤炭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0%，近年煤炭消费的增长带动了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增加。

 

2023年统计公报显示，过去一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了5.7%，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比上年增长了5.2%。这打破了中国多年来经济增速高于能源消费增速的局面。

 

“尽管之前疫情使得国内的服务业受到较大的影响，GDP的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基本的能源需求特别是和民生相关的能源需求还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使得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不甚理想。”周大地对第一财经表示。

 

与此同时，煤炭消费量增幅连续第二年超过GDP增幅。对话地球梳理历年的统计公报后发现，上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是在二十年前统计公报里刚开始出现能源消费量统计数据的时候：2003年到2005年，煤炭消费量连续三年增速高于GDP增速。

 

彼时，中国刚加入世贸不久，经济正处于起飞的状态，各行各业对能源需求旺盛，刺激煤炭价格疯涨，“煤老板”也在这一时期风头无两。

 

 

然而，与二十年前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煤炭消费却逆势增长，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我们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GDP增长不快。按照国外的经验，当GDP增长处于下降阶段的时候，能源消费增长也是随之下降的。我们现在能源消费增长反而高过GDP增长，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提升能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杨富强说。

 

根据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的分析，去年新增的煤炭消费绝大部门来自电力部门：电煤消费增量占到全国煤耗增量的八成以上，同比增加约1亿吨标准煤。

 

在杨富强看来，近两年煤炭消费的“异常”与政府过于重视能源保供而忽视提升能效密不可分：“过去三年，东北限电、四川旱情以及俄乌冲突造成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让国家把能源保供放在首位。疫情之后，为了加快生产的恢复，也需要保障能源供应能够跟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电价管制这么多年没有放开，而煤炭又很廉价，因此利用了大量的电煤来发电。”

 

廉价的电力带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用电变得“没有节制”。“能源价格被管制的很低，而且又保供，那么节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低了，对企业和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驱动力来做节能这件事。”杨富强说。

 

不过，他也指出由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都是约束性指标，没有达到必定会引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后续肯定会进行调查整改。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强调要“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加快重点领域节能节水改造”，同时“促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