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枝煌：我国战略性推动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路径选择

 

（一）提升认识高度。要充分认识到实现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是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新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经济、法律、行政等多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其中经济手段有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税率、费率等财政金融工具，我们推进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就是要将碳作为生产要素，将碳排放、碳交易、碳捕捉等作为协同经济增长、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的手段，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的手段，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宏观调控手段。更要充分认识到实现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建立人民币锚定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体系、产业链和供应链，但人民币一直无法形成特殊的锚定。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供需网络，各国都将绿色贸易、绿色投资作为前沿产业竞争和未来规则博弈的焦点。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欧盟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决议。早日将中国绿色产品坐实为全球硬通货，必将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竞争力，进而作为人民币走出去的背后支撑，切实提升人民币海外需求，最终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化。

 

（二）健全执行体系。政府层面，第一要健全碳排放制度体系。在部令、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基础上，加快顶层设计，早日出台碳排放调控条例等法律，碳排放调控路径施工图，能源、建筑、制造等各行业领域碳排放调控规划等制度体系；第二要建立碳调控体系。健全碳配额确权登记程序，建立碳排放标准统计核算体系，建立含碳GDP统计体系，建立多产业、全国性、国际化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建立强有力碳财政体系，将碳作为像资金、技术、人才、土地那样的生产要素，真正建立碳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制机制，推动提前完成3060目标，保障我国作为全球发展引领者、变革引领者、转型引领者；第三要强化碳调控激励约束体系。建立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试点省市区，鼓励碳排放调控技术创新，履约完成碳排放双控任务的企业进行税收返还，否则进行罚款甚至关停整改，推动生产、运输、生活绿色化；第四要建立国际化绿色认证。借鉴国外ESG评级评价体系和绿色认证体系，建立全球互认的统一绿色能源、绿色金融认证，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升数据库质量，优化资产管理机构，引导企业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使命。

 

（三）加大科技研发与普及。碳排放调控技术方面，充分利用区块链、量子、仿真、未来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建立绿色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互联网，实现碳排放的量化和调节；在清洁能源方面，加快氢能源制造、运输、储存等环节的技术突破，大力推广氢能源应用；同时扩大核能、风能、光伏、生物质能、地热、储能等利用场景和容量，逐渐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大力研发减碳、用碳、替碳、埋碳等技术，提升碳捕捉、固碳、化碳成效。在碳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方面，科学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发展替代、能源转型基金等传统产品，严格界定和分配排污权、用水权、用能权、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开发相关环境权益交易工具，特别是建立碳信贷、碳汇质押贷款、碳保险、碳期权、碳租赁、碳期货、碳债券、碳资产证券化等碳金融产品交易市场，引导企业、个人绿色低碳行动，提升环境保护的金融化治理成效。

 

（四）强化监督管理体系。美国将碳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踢出供应链产业链，欧盟则是实施碳关税、碳税等收费制度。我国当前主要思路是进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即实行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为此，我们可以借鉴欧美做法，站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制高点上，利用市场、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碳排放监督管理。市场方面，引导企业进行碳配额交易，排放指标不足的企业一方面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植树造林创造碳汇进行抵消，再无法满足碳排放限额，就得进行征税或者整改。环保部门要建立碳排放监管队伍，加快建立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准入门槛和黑名单机制,设立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管理档案，通过资质管理、保证金、复核等方式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管理。另外，建立碳配额最终用途最终用户审查管制制度，对我国亟需的特钢、精钢、手撕钢等特殊材料生产的碳排放进行倾斜，保障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农业、大健康等重点行业拥有足够碳指标，严格控制不适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行业的碳排放指标，从而实现经济、技术、能源、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协同促进。

 

作者：杨枝煌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