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企如何应对低碳竞争？

 

摸清家底之后，钢企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作为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颖昊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碳排放的高低并不影响钢的性能，只是钢的碳属性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未来这种碳属性一定是分级的。

 

她解释说，从目前来看，在碳属性方面，一些高端用户为了实现自身的减排目标提出比较高的要求，钢企在排产时，就会按照用户要求考虑材料的碳属性。在低碳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对碳属性提出要求，但不同的用户对碳属性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未来这种属性一定是分级的。

 

关于碳属性分级，从技术角度看，企业要做的是提供不同碳属性的解决方案；但从发展角度看，这种分级趋势的深化，特别是这种分级的逻辑，带来的如低碳低到多少合适、碳配额如何分配等问题，必然会带来一场关于低碳钢标准界定的全球讨论。实际上，当下，如何定义低碳钢已经成为全球钢铁业关注的焦点。不少国际领先的企业都在构建低碳钢标准模型。在这方面，中国宝武同样进入全球第一梯队。

 

在谈到低碳钢标准模型构建时，刘颖昊先给《中国冶金报》记者科普了一个数字概念。这些年，我们常听到全球温升不能超过2摄氏度。而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今年3月20日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指出，在纳入考虑的情景和模拟路径中，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佳估计值在近期（2021年—2040年）将达到1.5摄氏度。温升2摄氏度是什么概念？刘颖昊介绍，按照不同机构的分析测算，折算成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估计是8000亿吨至1万亿吨。而限制温升1.5摄氏度，目前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为3000亿吨至4000亿吨。刘颖昊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按照1.5摄氏度的温升控制标准，以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基本上7年排放空间就没有了。在刘颖昊眼里，这组数据绝不仅仅反映了减碳的急迫性，职业的敏锐性让她清楚地看到，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意义——资源和发展空间。

 

“我们必须认识到，3000亿吨到4000亿吨，这是一个总量、是资源，因为它限制了你的发展。3000亿吨到4000亿吨，这是大家要去分的。能分到多少就决定了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还能走多远。为什么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低碳钢标准做到全球最厉害？因为一旦被同意或者被承认，其他人就得按照这个方式、这个标准来。”刘颖昊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这种模型的一个大背景或者说约束条件，就是排多少亿吨的二氧化碳。可能每个模型都不一样，但是它都有约束条件。你凭什么说我必须在这里面减掉多少？我用什么条件来约束你？它有一个碳总额作为约束，所以换过来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将来一定是一个资源问题。”

 

刘颖昊同时认为，关于低碳钢模型的构建，需要全产业链的协同。这一点跟实现碳中和的道理是一样的，钢铁行业无法仅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碳中和，比如我们还依赖于绿电、氢能、天然气、生物质能、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所以这个模型不仅是钢铁模型，而且是一个包含资源等在内的综合模型。

 

另外，目前全球领先的钢企都在构建发展自己的低碳钢模型。刘颖昊认为，在这方面，中国钢企与国际其他钢企之间不是一个“PK”问题，而是要去争取我们的利益问题。“这个模型一定要反映中国未来的资源和能源发展的趋势。为什么我们要建自己的模型，而不是跟随别人的？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早就碳达峰了，它的废钢量也比我们丰富得多。另外像北欧都是用绿电，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目前来看没有一家能达得到。”

 

今年3月9日至10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钢铁脱碳标准贸易论坛上，应邀参加的刘颖昊谈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不同国家、区域资源能源禀赋存在差异性、技术发展水平参差，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区域实际情况，标准间的差异是必然的，这需要寻求不同评估方法的互认，构建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终跟欧洲、美国等发达地区和国家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也会实现碳中和，但是我们的下降斜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前两年是一个平缓过程，接下来可能是个陡降过程。所以其他国家的那条斜率是不适合我们的，我们是一定要发展中国自己的这条线，这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要做的是相互之间的互认，你们要尊重我们，我们应该是承担‘共同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跟其他的国际机构互认，大家尽量在方法论上达成一致，同时要让他们能真正了解、理解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

 

那么，这种互认的最终影响点在哪里？刘颖昊提到了国际高端用户的认证要求。比如，一些用户看到中国钢企提供的碳报告没有按照自己要求的标准来，可能会拒绝接受。刘颖昊说，面对这种情况，宝钢会向用户说明自己的标准，现在很多高端用户纷纷接受了宝钢标准，这也告诉我们必须加快制定我们自己的标准。

 

但同时，刘颖昊表示，中国产钢量全球第一，低碳钢领域，中国钢铁必须有自己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整个行业的，表达的是中国钢铁的权利，反映的样本量要足够大，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参与、努力。她进一步解释道：“低碳钢标准一旦定下来，全球有共识，我们的排放如果比这个标准线低还好，但如果我们比它高，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作为一家企业，连自己的产品到底排了多少碳都不清楚，用户在跟你提要求的时候，你如何判断合理不合理？你怎么保障自己的权利？只有做好这项工作，企业才有可能去博弈。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