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俊峰：气候谈判30年，中国的变与不变

 

记者：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议题的讨论上，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利益，会产生不同观点与争论甚至一些冲突和矛盾，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化解矛盾实现合作共赢？您能和我们分享几个故事吗？

 

李俊峰：我想先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问题的争论来谈谈这个话题。

 

1992年各国签署了《公约》，它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其他条约如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都是在其基础上制定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案。《公约》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其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且从1992年贯彻至今。这一原则确认了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认为这是人为因素影响气候变化的主因。

 

谈判初期，发达国家不愿意接受这一原则。美国代表提出，《公约》是当代达成的，从法理上应不追既往。当时他们不愿意承认《公约》生效前碳排放的责任并为其买单。但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必须承认历史责任。后来经各方协商和讨论，大家都认为发达国家要承认并承担历史责任。

 

其次，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掌握了大量科学技术，有应对气候变化、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能力。1988年，中国人均收入不到400美元，美国人均收入超中国近60倍。发展水平悬殊的两个国家如果承担共同的责任，不公平也不合理，当然现在要求中国和乍得承担相同的责任也是不合理的。

 

经过长期谈判，大家得出关键结论：发达国家既有责任又有能力，确立了他们率先减排，研发可持续发展技术，并向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额外资金和技术援助，推动全球实现减排的明确责任。此外，《公约》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即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后，在不影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自愿减排。最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以形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在转变。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我们强调中国的发展权，气候脆弱国家则提出了他们的生存权，认为发展权不能优于生存权。2009年11月中国便向世界宣布，主动承担碳强度减排的责任，开启了发达国家绝对减排，发展中国家强度减排的进程。

 

实际上，中国一直在按照发展情况不断调整减排目标。上世纪90年代虽没有承诺减排，但制定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宣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005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2006年实行能源“双控”，抑制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2009年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就开始进行强度减排；2020年解决了绝对贫困，便承诺碳达峰碳中和。在气候行动中，中国始终与时俱进。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还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将来有一天，中国也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的责任不同，不会一成不变。

 

气候变化谈判最大的优点，就是谈判各方不断地磋商和协商，大家都在讲道理，不一味相互攻击。实际上，为了共同的目标，各国经过协商，都会做出让步和妥协，这次COP27达成了损失与损害的补偿机制，也是各方磋商、协商和妥协的结果。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_交^易=网 t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