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不能“拔苗助长” 碳价差异完全正常——访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柴麒敏

 

新华财经：近年来高温、洪涝、台风等异常天气越来越频繁，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体会越来越深刻，从应对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怎么做？

 

柴麒敏：我国从今年6月13日开始至今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已突破1961年以来有完整气象观测的历史记录。“超强高温”的表象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的异常，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全球气候变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及多国观测预测的结论，未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将成“气候新常态”。

 

气候变化问题正式进入国际政治进程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及地球生态系统的跨学科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及减缓行动进行科学评估。

 

从目前来看，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减少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大超过了生态可承受的限度，同时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类活动范围扩展，使地球表面森林覆被大规模破坏。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长，吸收大幅下降，全球的碳循环就出现严重失衡，出现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问题，就像人发烧后出现的头疼、咳嗽等症状，自然生态系统也出现了“发烧”后强度、频次都显著增强的极端气候事件。洪水、干旱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已从上世纪70年代每10年711起增加到21世纪每10年3000起。

 

应对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又不至于影响到经济增长和人们日常生活，解决方法无疑只能依靠技术和政策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增加碳吸收的能力，最终形成净零排放，也就是“碳中和”，所以实现技术和经济可行的减排路径非常重要。目前来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的碳排放来自能源和工业，这两部分的减排尤为重要。

 

在能源领域，推动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变，这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核心的部分，目前已取得初步的进展。比如2021年，全球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金额为755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尤其中国在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一是2021年此类投资已占到全球的35%以上，是同期美国的2.3倍；二是随着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规模化发展，中国引领全球此类成本大幅下降，过去十年光伏、风电成本分别下降90%和70%左右，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在工业领域，特别是一些高耗能工业，包括电力、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由于生产过程中本身能耗高，如果动力和原料主要来自化石能源，其排放必然较大。未来这些工业不是不发展，而是需要进行生产工艺流程革新，推动技术迭代。比如目前钢铁行业的主流技术还是高炉、转炉工艺，大量用煤，如果未来使用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电炉工艺，排放就会降下来。对工业领域而言，需要转变用能方式，减少直接使用化石能源，提升电气化水平。这其实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第二次“生命”，未来的先进制造必然是绿色智能“双翼”驱动。

 

另外建筑、交通领域的排放量也增速较快。其中，建筑直接碳排放约占20%，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则达到30%左右。建筑减排的方式主要将通过提高电气化率，加强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体上的直接应用，比如光储直柔一体化建筑、中深层地热资源开发等。近年来国家也在逐步研究出台新的绿色建筑、零碳建筑标准，要求到“十四五”末，城镇新增建筑100%都要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而交通领域的排放占比约10%，考虑到机动车、高铁、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及基础设施的全生命周期排放则将达到20%左右，目前最大的排放来源是道路交通，这一领域减排逻辑和建筑基本类似，就是要提升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依靠电力供给侧脱碳来实现深度减排，并辅以氢/氨、生物质能及其他先进合成燃料等替代。

 

另一大方面是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虽然各经济体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但全球排放量还在快速增长，去年在碳中和形势大好的状况下全球排放仍反弹将近6%。因此，在着力推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应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领域采取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比如在农林业、水资源和粮食安全、人体健康、海岸带及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处于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高出了约1.1℃，适应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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