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减排的阶段特征与转型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消费的依赖度逐渐减低,能源结构逐步呈现出清洁化、低碳化特征,碳减排的关注重点由能源强度控制逐步转向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我国碳排放也将步入总量趋于平稳、减排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规制手段亟待创新的减排新阶段。　　

 

　　国际气候治理

 

　　话语权发生转变

 

　　温室气体控制的相关概念和要求最初由国际协商机制确定,《京都议定书》以国际公约形式明确了发达国家的法定减排义务,推动全球碳减排开启了一个良性合作阶段,各类行政约束和市场化履约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发达国家对碳减排的诉求重心逐渐由环境保护合作转向复杂的国际气候博弈,这对中国气候治理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是发达国家自身对碳减排的态度由积极斡旋转向瞻前顾后。欧盟作为全球碳减排早期的主要领导者,对推动《京都议定书》生效起到了关键作用,建立了全球最成熟的碳交易市场EU ETS。但在2009年欧债危机后,欧盟逐步由自主行动的领导者转向积极参与的协调人。美国对碳减排的态度几经波折,先后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和退出《巴黎协定》,因美国政府的态度反复,当年极有代表性的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遭受重大挫折。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由“共同但有区别”原则转向新兴经济体应承担更多减排义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事实上为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碳减排体系,并从中谋求资金和技术支持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然而,2009年后无论是欧盟的EU ETS第三阶段中将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支持转向最不发达国家,还是美国主导的“伞型集团”的消极合作态度,乃至巴黎气候大会上的“雄心壮志联盟”,都对中印等有碳减排需求的新兴经济体施加了巨大压力,美国酝酿的碳关税更是将碳减排作为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的借口和重要手段。三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从防御式参与者逐渐成长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引领者。哥本哈根会议前,中国更多地依托CDM项目市场参与国际减排行动,维护发展权益。哥本哈根会议及巴黎会议上,中国政府先后作出了2020年、2030年的碳强度减排和总量达峰承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定位是成为“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意味着在新时代我国碳减排将积极地贡献中国方案和展现大国担当。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