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从诺德豪斯获诺奖看经济学人的气候变化研究之道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在欧美主流经济学家中，美国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恩在气候变化经济学方面均有开创性的突出贡献，都是潜在的诺奖问鼎者。前者的研究强调当前的效率，更符合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后者的创新，注重代际公平，有些“离经叛道”。两者研究之道，并不相同。从这一意义上讲，诺德豪斯有着更多的“正统”经济学的拥趸，率先摘冠。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涉及发展权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学者，一直在另寻其“道”。

 

诺德豪斯：系统优化效率之道

 

气候变化是自然现象，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经济学研究社会科学，两者似乎不搭界。但是，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又直接关联。正是因为这样，诺德豪斯开创性地将自然系统的气候变化与经济系统的优化调控相关联，其研究和贡献开了历史先河。

 

诺德豪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是最早关注气候变化并系统开展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变暖的认知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诺德豪斯就致力于探究气候变化与经济学的整体性关联性研究。第二，诺德豪斯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性的创新，将自然、经济和能源消费、碳排放整合起来，开发了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以及区域气候和经济的综合模型（RICE）。该模型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形，并应用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宏观系统研究，影响很大，西方学者的认可度也非常高，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研究减缓气候变化或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团队，多直接采用或调整改进后，将其作为量化分析工具。第三，诺德豪斯模型研究的结论对经济决策影响很大。其效率优化的结论和政策含义，得到了美国相当一部分保守的政客和经济学家的认可。199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授权谈判发达国家量化减排目标，根据诺德豪斯模型计算结果，发达国家量化减排代价过高，从而影响了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一决定。诺德豪斯模型计算效率优化的处方，就是通过征收碳税来减少碳排放。这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碳排放作为负外部性加以纠正的处方。

 

但是，诺德豪斯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气候变化经济学应该注意但被忽略的问题。第一，诺德豪斯的模型研究只关注减排，而忽略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如果因减排成本高而延缓减排，显然是有经济理性的，因为未来的损失因高贴现率而只有非常小甚至忽略不计的现值。但是温度升高带来的重大风险，可能使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崩溃。第二，诺德豪斯模型运算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低，发达国家减排成本高。这意味着排放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要减排，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因为成本低。而发达国家减排成本高、代价大，所以不能减。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均排放22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均减2吨，几乎没有什么福利损失。1990年中国人均排放只有2吨，如果也减2吨，减到0，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生存如何保障？福利损失无穷大。这是对穷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剥夺。美国主流经济学者倡导碳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显然不认同这一点。发达国家排放高，但是有能力减排；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空间，减排能力比较弱。第三，如果采用全球统一碳税减少碳排放，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上讲，结论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全球统一碳税，对后发者、低能源消费、低碳排放、低收入国家来说，是一种对发展权益、基本权益的剥夺。即使是二氧化碳价格20—50美元/吨，也只有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可以支付，因而碳排放的发展收益就只能垄断在发达国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消费不起。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 ai fan 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