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高碳锁定的中国城镇”碳减排的压力巨大，但并非没有可能。王伟光认为，“中国正处在城镇化的中期，城市形态可塑性大，必须引进新模式来建造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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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碳减排问题上，我国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绿皮书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通过应用各种节能减排技术可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约17亿吨，其中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分别占62%、24%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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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过程选择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同样，气候变化也对城镇化产生影响。”郑国光表示，推进低碳城镇化，就要在城市治理和规划设计中，协同考虑温室气体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与灾害的不同需要，转变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治理理念，进行适应性管理，打造低碳韧性城市。
绿皮书也建议，建立城市适应性管理，需要制定一些政策保障机制，包括加大低碳和适应协同技术的研发投入，为企业开展相关活动提供税收和信贷支持，将低碳韧性城市的关键指标纳入城市规划、立法及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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