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资产绿色转型的关键

 

转型金融在各国都还处在发展初期，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有机会引领全球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推动我国转型金融发展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第一，制定符合国情的转型金融支持目录。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尚处于迈向碳达峰的阶段，而欧美则已越过峰值，迈向碳中和阶段。碳达峰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此阶段，应将转型需求定位在如何帮助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尽早开始转型；碳中和是一个技术问题，在此过程中，应将转型需求定位在如何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大规模部署。从经济结构来看，我国具有庞大的工业体系，棕色经济活动占比较高；从能源结构来看，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还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因此，在制定我国转型金融所支持的具体产业目录时，应充分把握上述特征。

第二，制定清晰灵活的转型金融技术路径和路线图。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实现“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其中的“N”包括重点领域行业实现碳达峰的实施方案，涵盖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和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等多个方面。建议基于上述文件，在已出台转型路径的高碳行业率先制定嵌套于转型金融产品之中的技术路径和路线图。相应的路线图需具备明确的目标实现节点和动态调整标准。

第三，完善转型金融的信息披露与监管机制。鉴于转型金融的核心目标是减少碳排放，可考虑将获得转型金融支持的经济主体纳入强制性信息披露范围，要求其至少披露转型期间各阶段的碳排放强度，从而提升可比性，推动金融产品优化定价。未来还应将更多企业纳入信息披露范围，如广泛的非上市公司。

第四，逐步培育转型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鼓励减排主体发布转型债券框架。转型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先需要壮大规模，强调“干中学”，逐步实现转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建议着力降低转型金融投融资的负债成本、信用成本、税收成本、资本成本和交易摩擦成本。围绕转型主体进行转型金融产品开发，鼓励有能力的大型企业制定转型债券框架，在其中明确低碳转型目标、路线图和转型活动等。

第五，构建支持转型金融发展的政策环境，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从本质上讲，转型金融为企业最终实现碳减排提供了友好的融资环境，既服务于实体经济，又引导资源配置，带有很强的政策性金融属性。支持转型金融发展需要多种政策工具协同发力。首先，财政政策主要承担基础引导和风险分担的职能，同时可以弥补短板，支持转型金融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转型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相关体制机制尚不成熟，投资收益与风险不完全匹配，市场投资者往往对其发展持观望和怀疑的态度。在此情况下，应创新财政政策工具，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撬动作用。未来随着转型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财政政策在助力公正转型上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其次，货币政策主要承担激励市场主体参与以及促进转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功能，支持低碳发展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决策，建议根据情况拓宽再贷款工具支持范围，或依据需求增加规模，还可以考虑从合格抵押品范围、准备金率等方面予以支持。最后，将气候风险因素纳入风险监管框架，创新转型风险压力测试的方法学，量化转型风险敞口，识别和梳理转型风险冲击的来源、传导链条和后果。

第六，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引领全球转型金融发展。我国高碳行业的资产规模大，对转型的巨大资金需求不仅有利于创造超大规模的转型金融市场，也有利于实现对国际市场的带动和辐射。我国应提前在转型金融国际标准等领域布局，为推动转型金融深化发展、加强转型金融国际合作做好准备。事实上，我国作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已经在制定转型金融框架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我国还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加强与有关国家在转型金融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推动转型金融的国际合作向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