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4 月，笔者在《中国能源报》发表了题为《限制煤炭使用需要更激进政策和目标》的文章，讨论了能源结构变化与煤炭控制的必要性与合理政策手段的问题。那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惯性仍是“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能源必须以煤为主”。这个逻辑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尽管其既不确切，也在逻辑上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煤炭储量占世界的比重比沙特阿拉伯石油占的比重还大、却长期油气主导的现实。短短两年多时间之后，现在可以说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学术界、工业界的思路都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开始思考、研究、实践我国的能源转型，特别是在如何有效降低煤炭比重（这在一个连续的区间上，不存在主体、非主体之说）、提升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的角色与作用方面。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 ai f an g.com
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至更高的比例已经是“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问题的焦点转变为如何“把事情做正确”(do the thing right)，既不缺欠也不过度，即如何能够更有效率、更有质量地实现可再生能源最优份额的问题。这是本文在能源转型大背景下讨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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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目标的确定需要明确的价值标准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 a np ai fan g.com
传统上，一个国家，特别是强烈依赖进口的国家，其能源政策制定要照顾三个指标：能源供应安全、可承受的能源价格，以及减少能源生产与使用的环境影响。这三个指标是制定和贯彻执行能源政策的核心。尽管方向是明确的，但是这三个指标都在一个连续的区间上，比如构建一个“经济低碳型”的能源系统的提法，那么面临的问题必然是“多经济算经济”、“多低算低碳”，其对应的指标是连续的，不是二值问题。需要明确的价值标准（什么是好？）去设定合适的指标水平，作为能源战略与革命的具体化内涵。
尽管不同时间内，这三个指标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容忍程度，但是提高能源生产与使用的效率（经济效率，而非技术效率），无疑会同时改善这三个指标。这也是笔者更愿意将这三者称为“指标”，而不是目标的原因。经济效率的提升与人们福利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永远是更有终极意义的目标，而这些指标充其量都只是约束。
以福利作为价值标准，能源转型的目标确定将具有更清晰的方法论基础，回答最优的能源以及电力结构的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能源转型的含义有望进一步具体化，解决连续区间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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