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事组织航运碳减排政策体系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绿色航运发展，特别是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后，围绕航运碳减排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涉及船舶能效提升、能耗数据收集管理、清洁船用燃料开发、新能源船舶推广等诸多方面。但综观现有政策体系，我国在航运碳减排政策方面尚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政策举措的前瞻性尚显不足。对IMO层面短期内出台的政策能够有效应对，但对中长期潜在政策缺乏清晰的应对策略。二是，政策举措的多元性仍待加强。我国现有航运碳减排政策规定总体较为宏观，引导性政策居多，尚缺乏微观层面的操作性政策。三是，政策举措的影响力还需提升。现阶段我国航运碳减排政策的国际影响力较为有限，缺乏在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引领性。鉴于上述不足，结合对IMO航运碳减排政策的系统梳理，为促进我国航运碳减排政策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 一 ) 积极跟进IMO政策发展，开展有效的政策应对

       我国是航运大国，IMO的航运碳减排政策与我国船队绿色转型发展密切相关。同时，我国作为IMO成员国和MARPOL公约的缔约国，执行落实IMO的相关政策要求也是基本义务。因此，要积极跟进、全面掌握航运碳减排政策内容的发展动态，并基于此开展有效的政策应对和航运碳减排技术部署，以促使我国船舶具备良好的履约表现，我国航运企业在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浪潮中充分把握发展先机。

       当前，IMO出台的短期航运碳减排政策主要针对船舶技术能效和营运能效的提升，相关能效要求越来越高，以引导航运企业运用绿色技术和清洁替代燃料。对此，我国需出台扶持性政策支持航运碳减排技术研发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开展自主创新，不断提升绿色船舶技术的研发及应用水平，特别是要发挥好中国船级社在航运碳减排技术路线评估和规范标准制定方面的技术优势[9]。同时，还应加大对清洁船用替代燃料的研发投入。IMO的中长期航运碳减排政策主要着眼于航运碳交易市场机制的构建和零碳燃料的应用。对此，我国应提前做好航运碳交易政策规划，探索可行的航运碳交易市场方案，制定完善的航运碳交易规则，为未来的航运碳交易市场机制的落地做好应对准备[10]。在零碳燃料方面，应注重探索非碳基燃料的开发应用。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0放_交-易=网 t an pa ifa ng . c om

        ( 二 ) 充分借鉴IMO政策框架，构建多维度政策体系

       现阶段，我国已围绕“双碳”战略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政策部署。在交通运输领域，《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也均对推动航运碳减排工作做了相应安排，但均未涉及航运业的具体碳减排目标和系统实现路径。对此，我国应充分借鉴IMO航运碳减排政策框架体系，构建涵盖规划引导、强制约束、支持保障三大方面的多维度政策体系，切实推动我国船舶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可以对我国航运业碳排放规模进行合理估算，结合航运碳减排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拟定具体量化的目标，形成较为清晰的引导。此外，鉴于落实航运碳减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我国应积极基于“双碳”战略部署及MARPOL公约内容构建自身的法规体系和基于船舶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强化船舶能耗数据报告、能效管理计划核发、营运碳强度等级评定等方面的监管[11]。与此同时，还应加快航运碳减排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标准制定，充分发挥标准体系对航运碳减排工作的支撑作用，持续完善财税支持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船舶绿色低碳领域，拓宽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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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深度参与IMO政策事务，不断提升政策话语权

        IMO是全球航运领域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航运碳减排的关键推动者和决策者。我国作为IMO的A类理事国，是国际航运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我国应深度参与IMO事务，在航运碳减排工作方面积极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增强国际话语权，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近年来，我国已经向IMO提交了有关EEDI计算公式改进、国际海事可持续基金和奖励机制等众多提案，深入参与了IMO各类航运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未来我国要继续参与IMO航运碳减排事务，特别是在中长期航运碳减排备选措施磋商和选择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航运业的发展实际，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
 

 

结语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 ng.com
 

        IMO已基本建立了以规划引导类政策、强制约束类政策、支持保障类政策为主体的航运碳减排政策体系，为推动全球航运业不断提升碳减排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指引与支持。其中，规划引导类政策强调目标引领，彰显航运碳减排的重要性；强制约束类政策侧重技术性规定，以确保航运碳减排取得实效；支持保障类政策注重全球范围内各国在航运碳减排方面的技术合作及能力建设。基于对IMO航运碳减排政策体系的阐述，不难看到其表现出政策基本架构的全面性、关键减排规定的强制性、减排目标及部分技术要求的渐进性、减排技术内容的发展性四方面特征。为推进我国航运碳减排进程，我国应积极跟进IMO政策发展，开展有效的政策应对；充分借鉴IMO政策框架，构建多维度政策体系；深度参与IMO政策事务，不断提升政策话语权。

参考文献：[1] 诸琳.对新造船能效设计指数的思考[J].船舶工程,2012(1):29-31.[2] 石珣,董丽娜.现有船能效EEXI、CII、SEEMP最新技术要求解析[J].中国船检,2022(7):46-50.[3] 胡琼,周伟新,刁峰.IMO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解读[J].中国造船,2019(1):195-201.[4] PSARAFTIS H N.Shipping decarboniz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MEPC 76[J].Cleaner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2021,1:100008.[5] JOUNG T H,KANG S G,LEE J K,et al.The IMO initial strategy for reducing Greenhouse Gas(GHG) emissions,and its follow-up actions towards 2050[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fety,Environmental Affairs,and Shipping, 2020,4(1):1-7.[6] 黄晶晶,张小玉,王鹏鹏. 船舶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研究[J].交通节能与环保,2021(4):73-76.[7] 张卓,徐国平,李兴华,等.航运碳减排措施及我国航运碳减排情景分析[J].工业安全与环保,2021(S1):63-69.[8] EIDE M S,LONGVA T,HOFFMANN P,et al.Future cost scenarios for reduction of ship CO2 emissions[J].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2011(1):11-37.[9] 王思佳. 双碳目标下的航运减排路线图——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欧阳明高教授[J].中国船检,2021(7):46-50.[10] 陈可桢,甘爱平,闫云凤.航运碳交易市场在我国建立的可行性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3(23):110-111.[11] 李雯,孙晓伟,李海波.我国船舶碳排放监管现状及监管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水运,2021(3):122-125.

作者简介：章强，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教授。管华婷，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中国科协战略发展部2022年度科技智库青年人才计划(20220615ZZ07110064)；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1160710800)。本文刊发于《世界海运》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