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泛化的ESG概念导致的使命漂移和洗绿行为 | 资本市场

 

随着ESG议题关注度日益提升，ESG也正在变成洗绿的工具。根据Sensu insight的报告，公众现在对企业的ESG声明有相当大的怀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3%）的公众相信企业ESG声明的表面价值。被誉为“估值领域院长“的Aswath Damodaran教授批判性的归纳目前从事ESG领域的两类人：一类人是天真善意的人，当他们在ESG测量服务、咨询企业的ESG部门和ESG投资基金的战壕中辛勤工作时，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推进善良事业。另一类人是割韭菜的镰刀，他们非常清楚ESG这个概念背后的空虚，但看到了赚钱的机会。尽管这种批评有可能以偏概全，但是这个批评的内核在于对洗绿行为的痛恨。

学者Gregory在文献中指出了一些常见的洗绿定义：“选择性披露（selective disclosure）；脱钩（decoupling），即企业有负面表现，但对其表现进行正面宣传；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基于组织的社会环境、道德合法性和受益者的共同想象；产品/服务层面的洗绿，即利用明确或隐含地提及产品或服务的生态效益的文字论据来创造一个误导性的环境主张。公司层面的洗绿，包括：（a）本质上属于不可持续的企业，但宣传可持续的做法或产品；（b）通过使用广告和推广的研究表达对可持续问题的关注；（c）影响法规或政府，以获得可持续领域的利益；（d）宣称法律和法规要求的可持续成就或承诺；以及（e）利用可持续报告，以扭曲事实或投射积极形象"。

在组织层面的洗绿行为中，"能力洗绿"是代表性现象。能力洗绿在组织内部的表现是将对基础ESG知识的了解、基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或对ESG相关问题的热情等同于专家实践的做法。例如在完成某一个ESG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期证书，或参加可持续发展领导力课程后，就将自己标榜为气候变化、ESG或可持续发展主题专家。将这一现象列为洗绿的行为的依据是，在低碳转型的场景中对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或水领域都需要长时间的科学或技术积累。相关的主题投资业务需要处理大量的非财务数据和科学计量指标，以环境方面为例，更精细的评估尺度如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效益评估、生物多样性损失的衡量、以及涉及到的更多水文学、大气科学、海洋生物学、土壤学或动物学的具体知识仍是在大多数投资决策种缺失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科学驱动的因素和基于实证的监管要求，目前ESG投资领域仍然主要由具有商业背景的专家作为主导。能力洗绿也体现为从组织内部层面没有足够专业的人才输入来支持高质量的ESG相关决策，也更容易形成组织层面的洗绿行为的输出。

在组织外部也存在着洗绿行为。许多追踪企业ESG数据的组织，包括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气候债券倡议（CBI）和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往往难以独立核实所有提交的企业数据。因此，这些组织越来越多地依赖独立的ESG服务提供商，具体包括评级机构、独立核查机构、和ESG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以提供相应的数据、评级、第二方或第三方评审意见，进而核实企业是否符合ESG标准和法规。但是由于缺乏对评估、衡量、报告和验证ESG一致性的方法披露，目前的实践存在至少三大方面的挑战：

1.问责制上的不确定性。由于现行的许多方法学根本没有被完全披露，在方法学的透明度上有着潜在的作假动机，很多时候无法验证责任来自于企业、第三方机构或是合谋的结果。这无疑会破坏对ESG评级方法科学性的公允评估，难以相对准确的衡量ESG风险和绩效，也会进一步影响数据的收集。

2.ESG数据质量和数量。由于目前缺乏全球统一的企业ESG报告标准，大多数ESG的数据来源于自我评估，以企业报告或行业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披露，导致不同企业的数据集差异很大。在原始数据和数据评估方面没有适当的透明度，任何ESG风险和影响的结果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也为ESG宣传性洗绿打开了大门。

3.ESG数据和报告的不连贯性。当ESG的透明度问题被放大，对企业ESG能力的评估尤为突出。企业ESG能力差距往往植根于人力资源的差距，特别是缺乏部门级的专家，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来说都是如此。在能力层面的差距也会助长ESG行为的不一致，内部或外部ESG专家都需要有能力做出实质性的评估，而且需要就分歧达成统一意见从而避免企业宣传性洗绿行为的增加。

在产品和服务层面的洗绿现象也是比比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金融机构开始建立“个人碳账户”的场景，“天天做任务，天天领奖励”，这种以碳为名的积分体系和传统的积分体系并无区别，专业性考虑的缺失例如机构如何界定基准线场景、方法学的依据等信息和机制的不透明现象，导致事实上大多数的积分并没有产生真实的减碳行为。在国际上，金融机构设立产品参与自愿碳减排市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英国NatWest集团、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和巴西的Itaú Unibanco表示，他们的碳抵消项目倡议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具流动性的碳抵消市场，客户可以在平台上购买和销售自愿碳减排额度。新型银行Aspiration早在2013年开始就专注于可持续银行领域。通过发布一套专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银行产品，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其代表产品影响力测量（Aspiration Impact Measurement）可以让客户在购物时跟踪个人碳足迹，并显示低碳行为的的好处。Aspiration的星球保护产品（Planet Protection）自动抵消了购买的每一加仑汽油所产生的改变气候的二氧化碳。以金融机构的角度，通过绿色宣传形成新的流量入口可为是一举多得。一方面起到对用户绿色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进未来自愿碳减排市场的流动性和规模性。

很多时候需要明晰洗绿与对市场产生真正积极影响的项目、激励低碳行为之间的界限。对碳抵消的本身的方式在国际上也是有争议的，不是所有的种树行为都能通向碳中和。如果把错误的树木种在错误的地方，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由于树木的固碳作用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哪里种树、种什么样的树、什么时候种树以及种完后如何管理树木，这些过程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论证。很多环保专家认为，利用树木做碳抵消的行为也会阻碍企业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来减少他们自己的排放，并对一些碳抵消项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一些银行也强调，碳抵消行为应该是在企业做了所有其他可以减少排放的事情之后的最后手段。

因此，避免以ESG为名的洗绿行为，金融机构更需要做的是对其金融交易和管理资产进行碳数据测量。每年增加对转型的资助和更多的清洁项目的力度，直到所有的融资都与碳中和、有弹性的社会价值相一致。随着气候危机的逼近，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等超过60多家已经通过碳会计金融伙伴关系组织平台（PCAF）开始测量和披露其金融投资组合的气候排放量。我国监管机构也已经开展了对金融机构衡量和披露其金融投资组合的碳排放量的试行意见，人民银行在金融改革试验区出台了《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可以说细化的指标对于金融机构促进实现碳中和以及应对气候变至关重要。

不能细化的ESG指标导致在ESG概念下，企业向所有利益相关者负有的“广泛的社会责任”，而带来的最终后果是企业向所有人都不够负责，出现使命漂移和洗绿现象。当ESG成为既要又要的代表，在扩大责任范围同时导致无法细化的指标和可以落实的责任，只会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这种长期风险变得更糟。没有人会故意反驳一个好的企业理念，它既是为了以利润为主的短期利益，也是拥抱长期利益-在赚钱的同时保护环境，造福社会，善待员工。但是，当一个不同背景和语境下的理想变得标准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游戏规则时，企业和投资机构都会利用这个系统来获得高分，从事洗绿活动，投入大量资源来开展形象工程，这不仅对ESG没有实际贡献，还会误导公众。这无异于考试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是最好的学生，关键是要掌握考试的技巧。

监管机构也开始意识到ESG的内在问题。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开始警告基金经理，他们的"劣质"的ESG基金申请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必须改进。欧盟出台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法对67项经济活动拟定了技术筛选标准，相比于广泛的ESG，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将用于识别和构建促进实现绿色经济活动，发动机构投资者以及私营资本开展可持续金融投资的目标细化为六个方面，包括：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预防并控制污染、保护水资源和海洋资源、循环经济、生态系统保护。气候相关金融披露工作组（TCFD）、企业可持续性报告和绿色债券的新规则，欧盟希望降低金融系统与ESG相关的风险，同时促进绿色增长。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即使有了更好的监管，也不可能让每个ESG主题基金在一夜之间将其投资组合转向面向碳中和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现实情况是，ESG这一名词分散了我们对实现碳中和所需投资的注意力。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一方面需要更细致的分类，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传统的净现值的估值方法的局限（NPV），采用新的原则，如倍数效应、比较优势和实质性等来进行补充，摆脱泛化的ESG标签，正确评估ESG决策。

此外，机构投资者和投资管理公司需要立刻通过停止洗绿，使更多的投资可以直接作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及产品的五个方面。

1）减缓气候变化。直接在关键排放领域如电力和热力、农业和土地使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脱碳。

2）适应气候变化。通过新产品和商业模式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开发如气候保险、食品工程、地球工程等产品和工程。

3）气候监测。收集有关碳排放或气候风险影响的信息和数据以产生相关的预测和处理能力。如智能化的监测、核查、报告（MRV）体系、物理风险的评估和情报等。

4）气候移除。去除大气中现有的排放物，方案如碳移除、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土地修复等。

5）气候再生。增强环境的“正外部性”，而不仅仅是减少对环境的负担。如再生农业、增强生物多样性和碳封存等。

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在上述每个部门投资数万亿美元，最后也将无法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最新发布的《2022年排放差距报告》也对我们再次敲响警钟：世界并没有走上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轨道，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升高2.8°C。必须实现45%的减排才能避免全球性巨灾的发生。这种变化需要现在就发生。因此，我们需要避免为了ESG而ESG的行为，停止更多假装ESG导致公司使命漂移的现象、识别洗绿的产品和服务，抓住时机维系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气候变化是一个旧时代留下的癌症，而ESG只是一种止痛药，它可能麻痹并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解决人类世界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风险。

文/国际标准化组织可持续金融科技工作组专家陈钰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