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和专业人士认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将是推动中国能源转型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的绿色化——亚洲将如何驱动下一次大转型》(Greening of Capitalism: How Asia is Driving 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澳大利亚约翰•马修教授(John A. Mathews) 详细讨论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甚至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能源转型更有可能率先取得成功。借用侦探小说中通常的分析逻辑,他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既有动机、又有条件”。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com
说中国有动机是因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面临巨大的能源和环境压力,迫使其不得不转型。而说中国具有能源转型的条件是因为,与民主国家的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大的行政力量。特别是考虑到能源转型的紧迫性和全局性,设立碳排放税、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策虽然理论上正确且必要,但在实践中明确能源使用和环境破坏的隐形成本非常困难。即使能够确定这些隐形成本,并且要求能源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为之付费,价格的信号也会来得很慢,不足以在短时间、大范围内引导能源转型,因此必须要有相应的产业政策加速这一进程。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pāīfāńɡ.cōm
上述观点是有道理的,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当下的中国,政府作为产业政策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其判断力、公正性和执行效率正受到公众越来越多的质疑。以文章开头提到的上调成品油消费税为例,在最近一次发改委根据国际原油价格走势所做的成品油下调中,财政部没有对成品油消费税作进一步调整,不能不说有对公众舆论的顾虑。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如果社会和业界对能源转型是否应该引入新的“好的产业政策”存在巨大争议的话,政府也许可以考虑首先着力于消除已有的“坏的产业政策”。
比如,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发展的产业政策的同时,中国还在对传统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以及火电)进行大量或明或暗的财政补贴。根据国际能源组织(IEA)的测算,中国2013年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政府补贴高达210亿美元。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传统化石能源外部环境成本考虑在内的测算,中国2011年对化石能源的补贴更是高达近2800亿美元。对这些补贴的梳理和清除应该成为政府下一个产业政策的重点。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pāīfāńɡ.cōm
例如,中石油已经连续多年蝉联中国上市公司中的“补贴王”,仅2011年至2014年上半年期间就获得政府补贴316亿元人民币。而中石化,在2014年上半年也获得政府补贴将近8亿元人民币。截至2014年上半年的近10年间,“两桶油”共获得高达1258亿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