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问题凸显
一些地方对“双碳”概念的理解仍较为片面。一是对碳达峰存在认识误区,一些地方误以为碳达峰时间节点即将来临,那么在碳达峰之前应加大排放,以获得一个较高的
碳排放额度峰值基数,之后在基数上再减排。这种看法没有认识到碳峰值越大,此后的
碳减排难度越高,为之付出的成本也越大。二是对碳中和缺乏整体性认识,现实中一些企业自称已实现碳中和或即将实现碳中和。这种看法没有认识到微观主体无从核算其是否达成碳中和目标,碳中和是个宏观概念,在宏观层面讨论才有意义。
一些地方冲高峰和运动式减碳倾向还未彻底扭转。面对“双碳”目标,一些地方大搞“碳冲锋”“碳跃进”,未批先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攀比提前达峰时间,使得碳达峰走调变形。一些地方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通过拉闸限电对所有煤电机组采取“一刀切”方式,简单粗暴地关停能耗较高的传统产业,动摇当地经济基础,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此外,部分企业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缺乏数据基础,提出的碳达峰值远高于当前水平;有的企业编制方案没有深入研究碳减排路径,提出的工作举措不切实际,难以完成碳达峰目标。
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尚未全面形成。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整体产业结构存在着过度依赖资源、资本、环境投入等问题。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工业偏重于资源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基础薄弱,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工业制造业比重大,碳排放强度仍然较高。即便是经济发达地区,目前仍存在着土地要素制约、淘汰落后产能等困难,面临着世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核心高新技术封锁等带来的产业结构高端化挑战,构建
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进展缓慢。
化石能源主导型能源结构转型难度较大。我国能源资源禀赋被概括为“一煤独大”,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严重制约碳减排进程。从1950年—2020年我国碳排放来源占比看,煤炭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2020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攀升至73%和43%,能源供应压力较大。
新能源储能技术尚处在发展初期,制约了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规模,使得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高效消纳利用的矛盾仍然突出。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有一个较长过渡时期。
低碳技术水平与要素不充分不平衡。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绿色低碳技术整体仍处于“跟跑”状态,绿色低碳重大战略技术储备不足。受制于低碳政策支持精准性不够、低碳技术转移
平台不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干扰,低碳技术成果转化与应用较少。同时,东部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水平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低碳技术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影响了我国“双碳”目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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