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事先保障2030年前碳达峰的策略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是中国做出的国际承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第一份文件提出，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稳中有降。因此，2029年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的最后一个年份。

 

实际上，如果仅考虑碳达峰，中国可以在2021年到2030年的任何一个年份，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碳达峰。因为经过前面近十年的大气污染治理等多项行动，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增长缓慢，或者说开始进入徘徊期，只要把碳达峰当成唯一的目标，就可以通过类似前几年采取的一些铁腕手段实现碳达峰。一些国内权威研究机构、智库机构等，在这几年我国对能源（尤其是煤炭）实行严厉的双控政策背景下，预测中国将于2025年实现碳达峰，最近又提出中国有望2027年碳达峰。在中国承诺由2030年左右达峰，提前到2030年前碳达峰的情况下，哪一年碳达峰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的权衡利弊的战略选择。

 

最近一年半，我们也做了一些碳达峰方面的研究，发现在碳排放强度五年下降18%的情况下（假设“十五五”时期也是这样），碳达峰时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是4.05%。国际经验显示，碳达峰时的经济增速比这个上限低很多，而且不会有大的持续反弹。

 

中国还要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党对全国人民承诺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的增长速度是5%以上，也有专家说是4.8%，都比4.05%的上限高不少。

 

显然，同样情况下，越早达峰，经济增速越慢。因此，简单的逻辑是，只有2029年实现碳达峰，才有可能实现2035年的经济目标。即使如此，经济增速仍有可能达不到2035年前平均5%以上的要求，还必须采取积极的经济发展政策，也还要去除前几年形成的，比如说六项以上的能源环境类约束性指标，或者使其具有一定的弹性，才能实现相对宽松环境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也就是说，上述三个条件都能达成，才有可能实现2035年的经济目标。这对中国很重要，由此才可能避免像南非、巴西等国家的教训——当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但因为过激的环境政策等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何况，中国多了碳达峰目标的约束，目前正在负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中国在很多方面必须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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