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础:应为碳排放减量化设计一个全新商业模式,鼓励全民参与
经济学决定商业模式,而商业模式是保证一个事业能否以市场化方式推进的决定性要素。
在传统经济学里,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碳排放问题,都是作为生产与消费过程所产生的外部影响来考虑的。将上述外部影响内部化的主要途径包括:(1)通过政府法规,对这些外部影响进行收费,提高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成本;(2)认可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外部影响不可避免,给予生产企业一定量的排放权,并允许他们之间进行排放权交易。
碳中和的核心是减少CO2排放,但是当排放量规模巨大,就无法通过将CO2当作一个正常生产消费过程的外部影响来实现减排了,应为碳排放的减量化设计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这就涉及到供需关系及定价问题。
由于碳排放源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可以在全国层面设定一个减排的目标值,形成全国总需求,推动企业实体去落实,在核实减排量的情况下,或按照国家规定的
价格给予回报,或给予企业减排量认证,让企业到相关市场上通过交易产生
价格,获取回报。这就是全国
碳市场的基本逻辑。
国家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将减排总量分解下达给省市等行政主体和企业等商业主体,这些主体有了硬性减排量指标后,就有了对解决方案的需求。基于这些需求就可以形成供应,通过解决方案之间的竞争,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并引导资本投向创新型技术解决方案。
在碳中和的经济范式下,有以下四个话题很值得经济学界研究:
首先是相比于传统经济学里围绕着人的衣食住行等自然需求,碳中和下的经济理论将是基于国家代表人民的集体利益而人为创造的需求,且这一需求与之前自发的商品及服务需求是相反的。
在之前的模式里,企业通过消耗能源,排放CO2,对物品进行加工形成产品,卖给客户。这一过程中,碳排放是价值创造的一部分,产品中都有自己的“
碳足迹”,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卖碳翁”,多卖碳多赚钱,具体项目大多是资本和资金密集型的大型项目,如炼油厂和发电厂,做的是加法。
而在碳中和模式下,企业要成为“减碳翁”或“埋碳翁”,不能再依靠上大项目赚钱,而是要重视对现有的项目进行低碳化改造,做的主要是减法。这是一个全新的经济范式。能否利用现有的经济学体系来支撑这一范式的落实?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还需要继续探讨。
其次是以边际成本定价(即满足最后一个需求的边际生产成本,一般较高)的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如何适应零边际成本时代?不仅是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复制和传输是零边际成本,现有太阳能与风力项目发电的边际成本也是零。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零边际成本定价机制对应的是流水线生产和规模经济,然而在进入小规模定制时代(能源系统也将如此)的当下,传统市场经济如何适应,政府的监管和治理方式又该如何调整,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是如何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这里涉及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在碳中和时代的应用。帕累托最优的核心思想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会促使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得在不损害任何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改善某些人的境况,那么整个社会就达到了最优的境界。个体利益最大化会促使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一思想可以说是200多年来市场经济驱动经济发展的总则,但前提是资源可以充分获得,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没有外部约束。在碳中和背景下,社会整体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约束,如何将这一约束传递到个人,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是如何让人人都参与到碳中和这场人类自救的伟大运动中来。在传统市场经济里,满足人的个体需求是最终的。而在碳中和市场经济里,个体不是需求主体,但仍然需要找到能够让个体都参与的方式。
笔者研究认为,减少一个经济体的碳排放需要通过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来降低单位能量的碳排放、降低单位GDP部门活动量(如塑料消费总量、飞机出行总量)、降低单位活动量能耗,同时要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消费结构。而部门活动量取决于人均活动量,消费结构调整也涉及到人的消费倾向,因此减碳工作要“以人为本”,鼓励全民参与,倡导节能减碳的文化氛围。这与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在讨论落实“双碳”目标战略部署时强调的“要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完全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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