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循序渐进地推进碳交易和碳税,过快推进可能危及国家能源安全
新京报:去年部分地区的“运动式减碳”甚至“拉闸限电”等一度成为社会焦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双碳”的新提法是否是对于去年能源短缺的一个回应?如何解决各地在双碳目标推进工作中实际出现的这些问题?
朱建民:去年8月、9月全国大面积出现限煤、拉闸限电,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地方对于落实能耗“双控”目标,路线图还不够清晰,对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理解也还存在问题,所以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情况,搞碳冲锋。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对此做出及时调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以及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等。
新京报:2021年7月,我国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仍处在初期阶段,首批仅纳入2000多家发电企业。从交易
价格来看,我国
碳市场的
碳价与欧盟
碳价还有较大差距。也有委员代表提出,对地方分配配额缺乏监督机制,导致碳交易对企业约束力有限。接下来
碳市场和碳交易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朱建民:要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能源结构去看。尽管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77%,但从能源结构看,我们是煤炭大国,当前100多亿吨的碳排放总量中,煤炭排放量还占到2/3以上。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建立
新能源体系,不过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减碳的同时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减碳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另外,现在距离2030年碳达峰还有8年时间,我国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来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解决瓶颈问题。
在发展
清洁能源过程中,市场交易是一个辅助手段。如果现在过快地推进碳交易,而且碳交易成本较高的话,会危及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完善与应用推广,危及我国能源安全。前年原油价格曾经出现过戏剧性的负值,近期地缘政治事件也让我们看到油价的不确定性,因此能源安全是首要的,碳交易的推进一定要循序渐进。
新京报:除了碳市场外,另一个重要工具是碳税。前些年环保税立法时,曾有人建议将二氧化碳纳入征税范围,不过最终并未纳入。如果中国要实行碳税,在政策设计上要考虑到哪些细节?有企业担心,如果碳交易和碳税双管齐下,会不会加重企业负担?
朱建民:原则上,碳税的问题和碳交易是一个道理,一样要循序渐进,不要给我国现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技术进步造成过重负担,危及国家能源安全。同时,经济增长不能简单受“双碳”的约束,我们不要把自己限制住了,出现能源危机后,我们会被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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