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投融资推动地方碳中和目标曲线升级

 

根据达沃斯论坛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气候行动失败”已被列为未来十年最有影响、最有可能发生的第二大威胁。金融必须在气候风险爆发前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推进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对应的投融资行动。这也符合联合国关于“气候投融资”的定义与方向：地方、国家或跨国投融资——来自公共、私人和替代性投融资来源，旨在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

在国家公共投融资领域，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西方发达国家就承诺到2020年实现为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投融资目标。然而，如何筹集与核算气候投融资资金，始终是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难题。

在私人和替代性投融资领域，近年来，金融机构参与气候投资的热情在提升，但相对气候投融资总体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英国非盈利组织Share Action针对全球75家最大的负责任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的调查显示，其中一半都位于最低的两个等级。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传统投资基金2020年在股东决议时对气候相关的决议投赞成票的比例不到50%，虽然比2015年的约20%高了不少，但仍远低于可持续主题（60%）和环保主题（70%）。气候主题基金的规模（1300亿美元）仅占有全球投资基金（50万亿美元）的0.26%，远不如可持续标签的基金（3.6万亿美元）的占比7%，由此可见气候相关投资存在巨大潜力与发展空间。

2021年可谓全球碳中和元年，碳中和目标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共识。全球资本市场倾向于认为气候投融资的拐点开始出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所属机构如绿色气候基金、世界银行和区域多边开发银行对其自身业务的气候投融资系统性的核算框架和流程不断加快，以绿色、环保和可持续性为核心的气候基金快速发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型目标资产的大规模资本重新配置进程变得紧迫，纷纷通过配置具备气候应对型的低碳资产来对冲高碳排放产业的风险。比如，2021年底，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GPFG）、荷兰公共部门养老金（ABP）、英国大型实物投资管理公司英杰华都相继采取“脱碳”措施，声称在未来1～3年迅速出售、剥离其高碳排放的资产和投资项目，监管和督促化石燃料企业加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见，在全球碳中和的政策共识下，气候型资产结构调整成为金融界势在必行的事情。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和碳中和进程进入快车道，气候融资在21世纪全球碳中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将逐渐提高。

中国推动气候投融资的政策部署与市场行动也迅速及时。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旨在构建较为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首个专门的气候投融资政策文件，也是中国宣布“双碳”目标以来的首个落实与推进文件。

2021年气候投融资试点通知发出后，一批实施意愿强、基础条件较优、具有带动作用和典型性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相继出现。比如，2022年5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写到“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条款，要求探索差异化的投融资模式，以市场手段强化各类资金有序投入，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资金安排联动机制，抑制高碳投资。一场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融资行动已悄然展开。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