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投融资元年 金融机构和资本如何“碳”路？

 

投资规模大、收益率低、投资回报周期长等，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普遍特点，这也会带来融资难问题。我国目前绿色投融资的规模在15万亿元左右，按70%为气候投融资的比例计算，气候投融资规模超过10万亿元，但与碳中和目标下百万亿量级的资金需求相比，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不仅如此，目前绿色投资工具中信贷独大，占比高达约90%。

 

工具创新是《方案》列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新京报贝壳财经注意到，不少地区已展开规划或探索。例如广州地区企业参与发行全国首批碳中和债、碳中和资产证券化产品，赴港澳成功发行境外绿色债券，支持广州轨道交通建设和电动公交置换、绿色建筑和生活垃圾零填埋等城市绿色低碳发展重点领域。在试点名单公布后，保定市表示，将开发与优势产业相匹配的绿色保险、并购投融资和绿色债券、绿色供应链融资、绿色金融租赁、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等特色投融资产品；武汉市武昌区表示，将稳步扩大气候债券发行总量，推进碳中和债与气候保险业务，鼓励绿色企业IPO上市融资。

 

虽然监管已明确了气候投融资支持的范围，但仍需构建气候投融资项目界定标准，否则对金融机构来说很容易成为一笔“糊涂账”。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并具体落实，或会出现“洗绿”“漂绿”等问题。据新京报贝壳财经粗略统计，23个试点地区中，超10个地区在下一步规划中提到要建设气候投融资项目库。

 

鲁政委表示，目前我们对照的是2019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绿色产业目录，在目录里的产业都被认为是绿色的。随着形势发展，有一个新概念出现——“转型金融”，即高碳排放的经济活动或市场主体向低碳和零碳排放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支持。

 

普华永道今年5月发布的《转型金融白皮书》显示，转型金融包括未纳入绿色金融标准但具有减缓气候变化作用的项目或活动，比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高炉长流程转电炉短流程炼钢等。对金融机构而言，发展转型金融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其中挑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如何识别和满足客户低碳转型需求；二是如何评估和管理环境气候风险；三是如何追踪和管理转型金融实践，提升数据信息的透明度。

 

国家气候中心原副主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气候变化专家吕学都对于如何计算和量化“气候投融资”有更细致的标准。他表示，一个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可能涉及大量与“减缓气候变化”无关的部分，真正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只是项目中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在政策和方法上确定“气候投融资”的范围，区分一个大项目中哪些属于“气候投融资”、哪些不属于“气候投融资”，并制定详细的操作手册。做好这种区分，是进一步制定和开发气候投融资工具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认为，今年我国将迎来“气候投融资元年”，各项相关工作处于开展初期的探索阶段，作为一项政策性引导性金融工具，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在实施的初级阶段也必将会遇到各种阻碍与问题，但气候投融资工作与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一样，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当气候投融资工作实现市场化与经济规模后，中国将建立气候投融资的独特经验，并树立全球典范。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研究员 程维妙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