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俊：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创新路径探讨

 

近几年我国的绿色金融得到各方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已相对完善且系统化，中国为全球在绿色投资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战略框架和政策指引。早在2006年，中央政府层面就已开始出台绿色金融相关政策。2015年9月，“建立绿色金融体系”首次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及。2016年，七部门联合推行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作为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绿色金融的系统化政策文件，倡导包括绿色基金等绿色投融资的金融创新。2017年，浙江、广东、贵州、新疆、江西5省（区）建立分工明确的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随后“十九大”报告为绿色经济未来发展前景提供了明确指示：构建市场化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2019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同样强调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再次强调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而十四五规划对于绿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带来了广阔空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际看，疫情冲击后的绿色复苏亟待突破。全球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包括缺乏清晰和持续的政策信号、方法论和相关数据缺失、金融机构能力不足、期限因素、投资条款和绩效激励不足等因素。

 

从国内来看，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在现有宏观金融形势和金融改革背景，我国的绿色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投融资方面的挑战，与国家的绿色低碳发展目标还存在一定距离。其中，最显著的挑战是：，如何将绿色金融的重大顶层设计落地实施，尤其是在中国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予以贯彻执行。

 

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需要金融、财政、环保等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解决项目环境外部性问题。同时，也需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大创新力度，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解决绿色投融资所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问题。

 

第二、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如何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绿色金融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与自下而上的落实方式有效结合，是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挑战之一。应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推动绿色与责任投资发展模式。推动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技术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建设，相关支持性政策有待加强。

 

我国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建设的目标，“十四五”规划对绿色低碳城市的发展指明了发向，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的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推动绿色发展是当务至急 。绿色金融已成为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推动区域和城市绿色投融资提供了政策框架。

 

第三、中国绿色中小型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针对绿色投融资经常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问题难以从传统金融市场获得足够融资；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人才能力建设亟待增强；配套激励机制尚不健全，绿色技术的界定、标准化和认证亟待完善；地方协同、国际合作、绿色标准、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机制等各方面亟待突破。

 

第四、各地应逐步形成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投融资、绿色金融创新方案等有效协调的机制。目前，中国的各地都正在积极开展气候投融资方面的工作，但还未形成完善的气候投融资的制度框架，法律、行政、财税、金融没有形成促进气候投融资发展的有机统一体；气候类项目的融资渠道也不通畅。在项目融资方面，对于城市中交通、能源、环保、建筑、市政等领域的低碳发展项目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的项目，绿色金融及相关激励机制亟待完善。

 

第五、目前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与碳中和目标有待衔接，政策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匹配，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区域试点、区域金融改革和宏观政策大局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发展应将绿色复苏、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协调通过多维度的金融工具创新，满足绿色产业投融资需求，形成可持续金融推动力，服务好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第六、在碳中和目标下，如何用绿色金融推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值得深入探讨。面对新冠疫情全球扩散的影响，全球经济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在构建内心体系方面，应以稳定市场预期，提供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重点，包括绿色基金创新、在国内市场与技术上推动本土关键绿色低碳技术企业发展，如何推进发展绿色农业和农业技术研发，促进乡村振兴和绿色低碳城市、低碳小镇的发展，发展绿色农业，鼓励农民创业，激发农业市场心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绿色智慧城市发展，将绿色金融与金融科技有效衔接，对于推进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产业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着力点。

 

第七、“十四五”期间，如何利用绿色金融和影响力投资解决污染防治、绿低碳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等民生问题，引导资本向善流向公共领域，促进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与可持续金融有效衔接，推动完善政府和市场合作共赢的新机制，值得各界深入探讨合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