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ESG投资的碳数据应用场景有望进一步丰富
国外情况
国际上,碳排放数据是诸多ESG投资策略中的重要参考指标。ESG投资理念,是指将E(环境)、S(社会)及G(公司治理)三大要素相关指标纳入投资决策流程,其中的E(环境)涉及投资机构对高排碳企业的碳转型、企业活动的碳排放对气候的潜在影响的评估和考量,碳排放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上主流ESG投资策略中如负面筛选法(Exclusion)、最优筛选法(Best in Class)、主题投资(Thematic)、积极所有权(Active Ownership)等均会涉及企业碳排放数据的运用。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管理机构之一——昆士兰投资公司(QIC)在对一家亚洲汽车制造商开展“积极所有权”ESG投资后,识别出后者在产品碳足迹绩效与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重大问题,并开始监测该公司的改善。该制造商在三个月后发行新债券后,QIC认为债券定价不能补偿投资者所面临的ESG风险,因此拒绝参加一级市场交易并向该财团公司提供反馈。
碳数据还应用于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的评估认证。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最早出现于2019年的欧洲,是指将债券条款与发行人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挂钩的债务融资工具。挂钩目标包括关键绩效指标(KPI)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SPT),分别代表对发行人运营有核心作用的可持续发展业绩指标,以及对关键绩效指标的量化评估目标。如果关键绩效指标在时限未达到(或达到)预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将触发债券条款的调整。2019年,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发行的SLB债券将“减少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为KPI,将“到2030年末,每千瓦时能源产出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等于或低于125g二氧化碳”设为SPT,承诺以年度为单位披露
碳减排情况,并聘请第三方机构对相关指标进行验证并出具报告,
碳减排量若未达到预定目标将导致债券利率从2031年起上升0.25%。
国内情况
在我国,碳排放数据是评估认证绿色金融产品的重要指标之一。2021年2月,我国推出首批聚焦于碳减排的“碳中和”债券,该债券的特点之一即由专业第三方机构对碳减排等环境效益进行量化评估测算,持续披露债券发行后存续期内项目进展情况及碳减排效益实现情况,其中便包括对企业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核证与测量。2021年5月,我国也推出了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虽然截至目前境内发行的SLB债券尚未与碳减排目标挂钩,随着“30·60”目标的逐步落地,未来的发行人很有可能会将碳排放相关指标设为可持续发展业绩指标。
碳数据在我国ESG投资策略中的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国内投资机构的ESG投资策略以负面筛选法为主,例如在投资组合中筛除年碳排放量过高的企业,以规避相关ESG风险。除此之外,碳排放在其他ESG投资策略中的应用场景尚有待丰富。
总结与建议
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在碳数据上报、整合、核查,以及应用方面与国际先进经验相比,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在碳排放核查标准体系制定上的话语权有待提升。发达国家把持碳排放核查方法体系和数据库建设体系的国际话语权,体现在碳排放核查标准体系制定方面的主导地位和对碳排放国际数据库的垄断,话语权旁落不利于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空间。我国各层级碳排放核查体系尚待完善,难以有效支撑国家碳中和目标的分解与达成。
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碳排放数据的上报和掌握。欧美国家相关立法工作启动较早,为强制性碳排放数据报告制度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与执行依据。我国目前与碳排放数据强制性报告相关的立法工作尚处于空白状态。此外,我国碳排放数据整合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规模和质量与国外机构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碳核查业务实践。我国碳排放核查机构目前由碳交易试点省市给予认可,尚没有全国性的资质认证标准,在实操方面虽然参照同样的国际标准,但在抽样和质控方面的翔实完备程度与国外领先碳核查机构相比尚待提升。
三是碳数据应用。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碳排放数据在投资中的应用场景相对较少、多元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
随着我国碳排放数据报告机制的逐步完善,国内碳数据的积累情况正在逐步改善。在此背景之下,应积极发挥强制性披露碳数据的公共品属性,可参考国外做法,加强强制性披露碳数据的公开、透明与共享,使之更广泛地应用于碳核算、碳核查、绿色认证、ESG评级等商业领域和研究领域,通过完善强制性披露碳排放数据的应用场景,对完成“30·60”目标形成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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