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珉：从不被理解的“空气买卖”到加速发展的碳市场

 

南方周末：2012年之后，CDM项目突然没有了声音，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唐伟珉：《京东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结束，后续的全球谈判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CDM项目失去了共同的法律基础。而继续运作的欧盟碳市场（EU-ETS）仅接受来自于“最不发达国家”的CDM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不再接受来自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项目。因为没有了最大的买方市场，2013年之后中国参与到国际碳市场交易里的CDM项目就迅速减少了。

 

南方周末：CDM项目区域性的暂停，对中国的低碳发展有什么影响？

 

唐伟珉：从碳市场发展的角度，国际社会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对我国的低碳事业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不完全统计，CDM项目在中国的开展期间大约带来了超过1000亿元的资金。当时在欧盟资助的各种培训会议上，能够看到很多活跃的买方和研究机构进行交流，这为国内碳市场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CDM项目在中国的退出，从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国内碳市场建立的脚步。CCER机制能够迅速推出，也是基于多年来对国际碳市场运作规则的了解和掌握。

 

南方周末：2012年之后，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机制开始启动，CCER与CDM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唐伟珉：国内CCER碳市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借鉴了CDM的机制和方法学，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所应用的市场。CDM是国际化的灵活履约机制，把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自愿减排量拿到国际碳市场销售，用于发达国家的碳抵消和履约。CCER设计的初衷，是用于中国自身碳市场的抵消和履约，在市场架构方面针对国内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和创新性设计。从2013年开始，国内的七个地区开始先后进行试点碳市场的建设和交易。

 

南方周末：2017年，CCER暂停新项目的备案和签发，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你怎么看待CCER未来发展？

 

唐伟珉：2012年我国开始逐步建立CCER的流程，随后开始对各种新能源和节能减排等项目进行审批。相对于国际规则，早期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规则相对宽松，CCER项目呈现放量增长。两年后，CCER项目开始在北京、上海几个试点的碳市场交易，为了避免对规模较小的试点碳市场造成冲击，用做抵消的项目在类别、开工年份、来源区域、抵消比例等方面都进行了各种严格限制。即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项目被备案和签发出来，造成了整个碳市场上CCER项目供大于求的现象。鉴于此，CCER新项目的备案和签发在2017年被按下暂停键，而市场上仍有数千万吨已经签发的项目在流通。CCER对于建设健康有活力的碳市场非常重要，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都在呼吁尽早重启CCER，目的也是为了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碳市场节能减排激励机制。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现有的9个交易机构累计交易4.43亿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金额超过40亿元，单价只有10元/吨。相比全国碳市场配额价格约为50元/吨，中国注册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价格为100元/吨，我国自愿碳交易市场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