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气候诉讼这一“关键杠杆”在30年内减排八成只需花费美国1%GDP
杰拉德还致力于为美国减排提供更为系统的法律路径。2019年,他参与编辑的《美国深度脱碳的法律途径》出版,包含1000多条关于如何利用法律工具减少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建议。书中把“深度脱碳”的目标定位为:在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水平降低80%,同时人口和经济仍保持增长。
“据我们测算,实现这个目标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总花费不到美国GDP的1%。”杰拉德介绍。
法律主要在三个方面促进减排目标达成:促进能源使用效率翻倍;确保发电过程中仅释放极少的温室气体;将用于运输、供暖、制冷和某些工业用途的能源从液体燃料(如汽油、柴油和燃料油)和天然气尽可能转向电力,在不可能转化为电力的情况下转向生物燃料。考虑到主要部门的电气化,未来将需要大约两倍于现在的电力。要在不释放温室气体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规模扩大可再生能源容量。所有燃煤电厂将被关闭,天然气发电厂只有在进行碳捕获和封存的情况下才能运行,现存的核电站将尽可能长时间地运行。
为了不让书中1000多条建议被束之高阁,杰拉德和同事招募无偿律师事务所来起草书中推荐的示范法,并将示范法推向国会、州立法机构、市议会、以及有权颁布它们的其他机构。
“这个项目进一步揭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法律和律师能做的事情。”杰拉德说,关于法律,有许多法律工具可用于推进脱碳工作,包括监管授权、奖励、信息提供、扫清法律障碍、市场机制等,例如通过
碳税给
碳排放定价。但是这还不够,需要在联邦、州和地方的各个层面部署法律工具,并且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必须在各个层面参与。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董事会、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等也必须参与。排放温室气体的不同经济部门和技术种类如此繁多,以至于一种标准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关于律师,许多律师都渴望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来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律师拥有最明显的相关专业知识,但他们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也最有可能与自己的客户发生利益冲突。而在公司、金融、税务和房地产等交易领域的律师也可以做出很大贡献。大律师事务所大多代表大公司,大公司可以支付大笔费用。“但我们通常会找到解决客户利益冲突的方法。例如,一家代表石油公司的律师事务所不想起草直接打击石油公司的法律,但他们可以在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工作。”杰拉德表示。
“可能没有灵丹妙药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我们可以在各个层面采取较小的法律行动,最终取得重大进展。”杰拉德对界面新闻说,气候诉讼是让政府和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关键杠杆,是促使他们追究其失败的有力工具。法院可以平息社会上的权力失衡,并赋予法治力量。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找到合适的法律目标,然后“一枪毙命”,这是律师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杰拉德也希望将利用法律工具促进深度脱碳的路径推广到其他国家。他曾经到访中国讲学,对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建设速度印象深刻。
“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的建设规模上,在推广电动汽车的速度上,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快,这非常令人鼓舞。”他对界面新闻说,但在另一方面,也需要遏止燃煤电厂的排放,努力达成更高的减排量。全球减排进程中,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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