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杰拉德：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能做什么？

 

笔者查询萨宾中心数据库显示，截至2023年2月3日，全球气候变化诉讼案例已达2215起。在诉讼案例数量上，美国是领头羊，达到1546起，占比达到近70%；其次是澳大利亚，达到128起；中国目前被纳入统计的案例仅有一起，为2018年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FON）起诉甘肃国家电网公司风电废弃率高，该案件仍在审理之中。

 

一份萨宾中心参与提供数据源的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2000年以前，气候诉讼案件非常少，近年来开始激增。案件累计数量自2015年以来翻了一番以上。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2020年至2022年之间提交的，且成功案例越来越多。在过去的12个月中，针对化石燃料公司提起气候变化诉讼增多，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针对食品和农业、运输、塑料和金融部门企业提起的诉讼，也越来越多。

 

2023年，值得关注的五个气候诉讼方向是：涉及个人责任的案例；涉及过度依赖温室气体清除或“负排放”技术承诺的案例；侧重于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案例；明确涉及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关系的案例；探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进行法律追索的案例。

 

杰拉德介绍，目前，大多数气候变化诉讼都与特定设施或法规有关，但也有少数诉讼，尝试一次性解决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例如，Urgenda Foundation诉荷兰王国案。2019年12月，荷兰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即责成荷兰政府减少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甚至比其在《巴黎气候协定》承诺的减排量还要多。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没有特定立法法规的情况下，要求政府对气候变化的原因采取更有力行动的法院案件。该诉讼激发了其他几个国家的类似诉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不过还有一些案件悬而未决。

 

美国已经发生过几起这样的诉讼，大多数已被驳回，但走得最远的是Juliana诉美国案。该案于2015年由21名年轻人带到俄勒冈州联邦法院，声称一项古老的法律学说，即公共信托学说，要求政府保护危险气候条件下的大气层，并且这一要求包含在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中。他们寻求法院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制定一项从根本上减少排放量的计划。

 

尽管这一诉讼在法律学者中备受争议，但该诉讼激发了民间期望和大量筹款。然而，2020年1月，存在分歧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该诉讼。法院确信气候变化会造成严重的危险，人类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但大多数人认为法院无能为力，解决这个问题是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工作。持异议的法官将气候变化问题比作“一颗冲向地球的小行星”。

 

“由于各地的政府和立法机构都未能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对抗气候变化，律师们正争先恐后地寻找或许可用的法律理论，气候变化诉讼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但除了阻碍案件成功的许多法律细节外，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杰拉德说。

 

比如，政府部门之间的适当分权是什么？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根本威胁是否赋予法院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权力？如果是，法院将如何执行其裁决？谁能够在法院所在国的经济利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之间作出权衡？面对这些困难和许多其他困难，几乎所有法官都认为这不是他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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