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碳达峰“十四五”怎么做

 

《瞭望》：“十四五”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的关键期，这期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金南：“十四五”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的关键期，也是迈向碳中和的重要窗口期，我们既面临客观的外在挑战，也面临主观认识方面的挑战。

 

客观挑战在于我们的碳达峰是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统筹考虑下的达峰。对标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达到45亿吨的峰值，预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达到106亿吨左右，是欧盟的2.4倍。按照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碳达峰至碳中和历经60年，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

 

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要尽快达峰。放任不加控制的峰值与加以控制的峰值差异很大，因此我们还要避免高位达峰，给未来的碳中和打下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推动一些地区和重点行业率先达峰，同时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做出努力，减缓碳排放增长态势。

 

主观挑战在于不少地方和行业还没有做好碳减排的准备，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仍然存在。现在一些地方认为2030年前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的“窗口期”，甚至还在高碳的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攀登碳排放“新高峰”，达到“新高峰”后再考虑下降，这就没有认识到碳中和对各地发展的倒逼要求。

 

如果在“十四五”期间投产一些燃煤电厂、钢铁企业，这些企业设备的服役年限都在30年以上，这意味着一直到本世纪中叶，这些设备都将持续排放二氧化碳，造成高碳排放“锁定”效应，对我国达到碳中和愿景造成阻碍；或者为了满足碳中和的要求，这些新建设备在达到服役年限前就要提前关停淘汰，造成巨大投资浪费。

 

我国经济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远未结束，无法沿袭发达国家自然达峰和减排的模式，而是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因此，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通过碳达峰、碳中和强约束驱动经济新变革，包括生产模式、产业结构、能源供给、电力体系、能源消费和生活方式等变革。

 

《瞭望》：要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我们有什么样的基础？

 

王金南：第一个基础是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二产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以及碳强度较高的重工业在二产中的比重都稳步下降；人口增速也明显放缓，这都使得我国的碳排放增长日益趋缓，年均排放增速由“十五”的12.5%、“十一五”的6.1%，降为“十二五”的3.3%、“十三五”的1.7%。

 

第二个基础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相对优势。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风电、光伏产能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也持续提升，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约16%，比2015年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

 

第三个基础是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格局正在形成，这是我们深入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条件。

 

第四个基础是“双强度”控制提供了制度框架。“十三五”期间，国家实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控制，并且将控制目标分解到各省区市，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为实施碳达峰提供了初步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