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物安全治理短板

 

　　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立足生态文明建设，从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设计、实践经验中寻找突破点。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国家战略，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部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立足生态文明建设看生物安全有助于提升生物安全治理的战略高度，把生物安全保护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统筹考虑，从国家战略高度完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同时，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积累的经验，也为生物安全治理提供实践参考和理论遵循。

 

　　（一）做好生物安全知识的普及教育

 

　　按照生态文明治本的思维，要重视从源头防控，而非末端治理。源头严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治本之策。当前，我国对于生物安全的宣传教育普遍缺位，由自然界生物不安全引发公共卫生危机，但生物不安全一般情况下并非直接与社会居民发生相互影响，导致居民对于生物安全的知识了解不到位，对生物安全的认识仍然很陌生，生物安全意识普遍偏低。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首要的是依靠群众，依靠每个人的力量，在社会形成普遍风气。要强化媒体对于生物安全的宣传推广，形成人人知道生物安全、人人监督生物安全、人人维护生物安全的社会风气。要强化中小学生生物安全教育，强调培育中小学生的生物安全责任感，潜移默化地持续性做好生物安全教育，才能达到久久为功。

 

　　（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案

 

　　非重典不能治乱。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离不开严格的法律制度。疫情当前，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行动，但短期的集中整治无法获得“长期疗效”。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该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对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要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加重处罚，以体现更加严格的管理和严厉打击。下一步要在此基础上，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加快进程，改变名录式保护法的方式，采用准入制，只有纳入准入名单的野生动物才可以按照规定的方式方法进行利用，否则皆不可为。对动物检疫、交易等要进行全链条保护、监管，不漏一个环节。同时在相关法律修订加快的基础上，配套落实制度要同步跟进，让执法人员在落实过程中有法可依、有度可循、违法必究，让法律真正成为长牙的利器。

 

　　（三）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生物安全治理重在制度、法律规范的监管到位。一方面，要加大执法的专业程度，强化源头执法，依托智能终端监测系统，对野生动物保护区域实施监控，完善相应的信息系统和网络执法体系，大幅提升执法效率。强化长期执法，不能仅仅依托各种专项行动搞突击式、阶段式执法，不能给犯罪分子有松懈的空隙。另一方面，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涉及面广、产业链条长，要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监督执法，鼓励相关领域的行业协会、餐馆、媒体乃至普通消费者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曝光等，对于提供有价值线索的给予奖励。

 

　　（四）传导健康、友好的生活方式

 

　　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4]生物安全体系的建立必须立足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要坚持保护优先，就要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载的限度内。保护野生动物，要杜绝食用，虽然对于进入可食用目录的可以食用，但也要尽量减少，提倡健康的饮食习惯。同时，生物安全还涉及转基因粮食的安全问题，也要从根本上给予杜绝。在产业链上切断最终的出资方、在食物链上切断进入人体的欲望口。通过改变人类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给予生物安全持续性、稳定性的预期。

 

　　（五）积极推动全球生物安全共同体建设

 

　　生物安全关系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推动建立全球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是我国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目标。在当今人员流动频繁、交通运输体系发达的现代社会，谁都不能保证在疫情防控中独身世外。中国在此次防疫中的力度和做法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许。当前中国将生物安全提挡升级，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安排，也具有全球意义。推动全球生物安全共同体建设，中国在扎实做好自身国内生物安全保护的同时，在国际社会各组织中要积极强化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体现大国担当，为全球生物安全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 参 考 文 献 ]

 

　　[1]卢风.“生态文明”概念辨析[J].晋阳学刊,2017(05).

 

　　[2] 张孝德. 生态文明建设不等同于环境保护[N]. 社会科学报,2019-11-28.

 

　　[3] 丁汉正. 《野生动物保护法》问题初探[D].浙江大学,2017.

 

　　[4] 张孝德,张文明.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深层实践意蕴[J].国家治理,201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