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一些有影响的研究者对“协和”的历史经验和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产生的国际理论再次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新协和”可能是治理21世纪全球“大变局”的有效途径。总体来看，当“协和”受到研究界再发掘并被置于全球治理的新语境中讨论时，它在融入时代因素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内涵更新：19世纪的大国协和主要限于欧洲地区，新协和的范围扩大到了全球层面，而亚洲则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国际协和的新重心；由于更多的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卷入到全球事务中，新协和的参与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全球性问题的爆炸性增长让新协和的议题领域大大拓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对协和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提出了新要求，呼唤协和方式从大国密谋、强权专断，走向更大范围内以至全球性的平等磋商，但大国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仍然难以取代，而关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协和的问题，则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学者较早主张21世纪的大国协和。2012年，曾担任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主要起草者之一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学教授怀特（Hugh White）在其著作《对华抉择：为什么美国要分权》中率先提出了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协和的重要建议，引发了国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在怀特看来，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有三种应对策略：与之竞争、同其分权、放弃在亚洲的领导权。他在比较分析三者利弊后指出，与中国分权，构建亚洲协和机制管控两国可能的对抗，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两国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各领域的协和，才是美国唯一明智的选择。也唯其如此，人类在21世纪才能继续享有和平与繁荣。

 

　　在欧洲，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勒（Harald Muller）主持了题为“21世纪的大国协和——大国多边主义和避免世界大战” 的“欧洲项目”。该项目是由欧洲三大著名私人基金会资助的10个“欧洲与全球挑战”重大项目之一，试图构建基于“大国多边主义”的“全球协和”（Global Concert of Powers）。“欧洲项目”共产生两项重要成果，一份是公共政策报告《21世纪的国际协和》，于2014年在瑞士洛迦诺首发；一份是学术论文集《强国多边主义和预防大战：争论21世纪的国际协和》。在米勒教授等人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和转移常与冲突相伴，在汲取19世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以更广泛的大国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中的双边“决斗”情势，进而构建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机制。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的这一项目是全球同类研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其观点受到广泛关注，中国也对其进行了介绍。

 

　　在美国，著名的战略研究智库兰德公司和老牌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研究机构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重要研究。兰德公司在其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呼吁美国以19世纪的“欧洲协和”经验为借鉴，在尊重既有规则和秩序的基础上主动进行国际协和，进而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世界新秩序。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的著名学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将“欧洲协和”视为迄今为止人们在建立和维系国际秩序方面最成功的案例。哈斯指出，气候变迁、贸易争端和网络空间的冲突等全球性问题的发酵，使美国更加需要寻求他国的帮助。他力主用新的“协和”应对当前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崩溃带来的挑战。哈斯还总结了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导致“欧洲协和”崩溃的教训，认为当前世界正面临着与19世纪中期相似的国际形势，尤其需要汲取历史教训，在维系国际协和有效运转的基础上避免系统性危机的发生。

 

　　值得指出的是，在前述澳大利亚学者怀特2012年提出美国与中国分权（协和）的观点之际，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崛起所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处在实施的关键时刻，美国人根本听不进来自盟友澳大利亚的创新性的对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