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巴黎时代”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面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真空状态”，中国应加强领导创设国际气候制度和博弈规则的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会议的气候议题设置能力，根据中国自身的能力水平向国际社会提供资金、技术、人员及能力建设服务等国际公共产品，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制度性话语权并不意味着中国独自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角色，而是积极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领导机制：其一是构建《巴黎协定》内的集体领导机制，即中国与《巴黎协定》的主要批准国家(集团)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推进落实其各项规定，消除减排力度、气候资金和履约机制的非强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构建《巴黎协定》外的集体领导机制，实现其与《巴黎协定》内集体领导机制的并行发展和机制互动。赋予 G20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机制的角色，发挥其雄厚实力与制度优势。同时，倡导构建 C5(“气候变化五国(方)俱乐部”，包括中国、欧盟、印度、巴西和南非)，取代之前的 G2(中国与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创设规则的能力也是考量制度性话语权的一项重要指标。从博弈论角度而言，创立博弈规则就限定了博弈各方的赢得或支付函数，从而也限定了博弈方的行动选择集合。对气候博弈而言，各参与方在不同的规则限定下面临不同的选择空间，因此其博弈结果也必然不同。公平的博弈规则是有效克制“搭便车”行为的制度保障。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与各自能力原则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引领创设新的博弈规则，既要考虑全人类共同利益诉求，也要充分考虑各国的差别利益诉求，寻求各国气候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更有效地促进国际气候合作。

议题设置能力可以体现一国在特定领域的话语权力，国际会议中围绕议题设置与优先顺序也会展开竞争。影响重大的国际会议设置气候变化议题并给予其优先地位，不但可以强化国际社会的关注程度，而且会对领导人产生舆论和道义压力，有利于协议或共识达成。中国应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如联合国大会、APEC 峰会、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将气候变化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国近年来利用主场外交优势，在多个国际会议场合设置气候变化议题，与各国深入探讨气候变化问题，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在双边外交中，中国也应把气候变化议题列为必选项，在双边合作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与行动，以“中国 +”的双边治理模式与多边治理模式形成良性互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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